不過在1789～1848年期間，由於兩大革命雙管齊下，使這一時期的曆史具有統一的美、對稱的美。在某種意義上，這段曆史更容易寫，也更容易讀，因為這段曆史有個明顯的主旋律，有個顯著的形狀，而且這段曆史年代的起訖也很清晰，其清晰度就像我們有權希望人類事物應該呈現的那樣。本書的起點是1848年革命。隨著1848年革命結束，以前的對稱不複存在，形狀變了。政治革命偃旗息鼓，工業革命昂首挺進。1848年是“民族的春天”，是歐洲第一次和最後一次（幾乎）名副其實的革命，左派的理想暫時實現，右派經曆了一場噩夢，沙俄帝國和奧斯曼帝國以西的絕大部分歐洲大陸舊政權，同時被告推翻；從丹麥的哥本哈根（hagen）到西西裏的巴勒莫（Palermo），從羅馬尼亞的布拉索夫（Brasov）到西班牙的巴塞羅那（Bara），幾乎無一幸免。這是預料中的事。這是雙元革命的結果，是雙元革命合乎邏輯的產物。
革命失敗了，普通地、迅速而確定無疑地失敗了——政治逃亡者幾年後還未認識到這次失敗是確定無疑的——從此以後，1848年前設想的那種普遍的社會革命，不複出現於世界上的“先進”國家。這種社會革命運動的重心轉移到（先進國家的）邊緣地區和落後世界，進而演變成20世紀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政權，不過在本書闡述的時期內，這類運動仍處於“低度開發”，是段插曲，而且陳舊。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而且顯然是方興未艾的發展，為“先進”國家的政治帶來了若幹選擇。（英國的）工業革命吞食了（法國的）政治革命。
所以本書敘述的曆史是一邊倒的曆史。主要是世界資本主義工業經濟大發展的曆史，是這個經濟所代表的社會秩序大踏步前進的曆史，是認可這些進步並使它們合法化的思想理論大發展的曆史，主要表現為理性、科學、進步和自由主義。這是資產階級大獲全勝的時代，雖然歐洲資產階級對全力奪取公共政治統治權方麵還羞羞答答。在這一點上——也許隻有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說革命的年代尚未結束。歐洲中產階級之前已被人民嚇破了膽，而且仍心有餘悸：“民主”據信仍將肯定而且迅速地演變成“社會主義”的序曲。在資產階級的凱旋時刻，正式主持資產階級秩序的人物，在普魯士是一位極其反動的鄉下貴族，在法蘭西是一個冒牌皇帝，在英國則是一連串的地主貴族。對革命的恐懼不是無中生有，而是根深蒂固，這說明資產階級缺乏基本安全感。在本書闡述的曆史時期結束之際，在先進國家爆發了唯一的革命事件，一場幾乎是局限一地、曇花一現的巴黎公社（Paris une）起義，流血之多竟超過1848年的任何一次運動，於是各國大為恐慌，緊急進行外交磋商。至此，歐洲先進國家的統治者開始認識到（盡管多少有點不情願），“民主”（即在廣泛普選基礎上建立議會製政體）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政治上是無害的，雖然或許有點討厭。對於這點，美國統治者已有所認知。
不過在1789～1848年期間，由於兩大革命雙管齊下，使這一時期的曆史具有統一的美、對稱的美。在某種意義上，這段曆史更容易寫，也更容易讀，因為這段曆史有個明顯的主旋律，有個顯著的形狀，而且這段曆史年代的起訖也很清晰，其清晰度就像我們有權希望人類事物應該呈現的那樣。本書的起點是1848年革命。隨著1848年革命結束，以前的對稱不複存在，形狀變了。政治革命偃旗息鼓，工業革命昂首挺進。1848年是“民族的春天”，是歐洲第一次和最後一次（幾乎）名副其實的革命，左派的理想暫時實現，右派經曆了一場噩夢，沙俄帝國和奧斯曼帝國以西的絕大部分歐洲大陸舊政權，同時被告推翻；從丹麥的哥本哈根（hagen）到西西裏的巴勒莫（Palermo），從羅馬尼亞的布拉索夫（Brasov）到西班牙的巴塞羅那（Bara），幾乎無一幸免。這是預料中的事。這是雙元革命的結果，是雙元革命合乎邏輯的產物。
革命失敗了，普通地、迅速而確定無疑地失敗了——政治逃亡者幾年後還未認識到這次失敗是確定無疑的——從此以後，1848年前設想的那種普遍的社會革命，不複出現於世界上的“先進”國家。這種社會革命運動的重心轉移到（先進國家的）邊緣地區和落後世界，進而演變成20世紀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政權，不過在本書闡述的時期內，這類運動仍處於“低度開發”，是段插曲，而且陳舊。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而且顯然是方興未艾的發展，為“先進”國家的政治帶來了若幹選擇。（英國的）工業革命吞食了（法國的）政治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