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蘇我、物部二氏均為國家舊臣，共同參與朝政，圍繞著內政與外交的主導權拉幫結派、爭權奪利，勢不兩立之爭由來已久。因此，奉佛與排佛之爭，既是二氏由來已久的爭權奪利的又一體現，同時也可看作是欲憑借固有的氏族神信仰以加強氏族團結的“保守勢力”，與欲積極引入並借助外來的大陸文化和“歸化人”勢力以增強實力的“開明勢力”的博弈。
欽明天皇雖對百濟王遣使送來妙法“歡喜踴躍”，但因物部等人強烈反對，隻好把佛像等物贈與蘇我稻目“試令禮拜”（《日本書紀》卷十九）。稻目將佛像安置於家中，並建向原寺虔誠供奉。不想此後疫病流行，病死者眾，物部尾輿等人於是趁機參奏天皇：“昔日不須臣計，致斯病死。今不遠而複，必當有慶。宜早投棄，勤求後福！”（《日本書紀》卷十九），並獲準奏放火焚毀佛寺，將佛像投入難波堀江中。在蘇我稻目死後的敏達天皇十四年（585），其子蘇我馬子又因病獲準供奉佛像以“乞延壽命”，並在此前一年在石川的家宅建造了佛寺，迎請善信尼及其弟子二人在此修法，不巧又遇疫病流行，再次遭到物部氏等人參奏天皇，慘遭毀寺滅佛之災。
盡管如此，正如前麵所述，該時期日本與中國及朝鮮半島諸國早已往來頻繁，佛教三寶不斷自百濟、高句麗東傳而來，皇室和貴族當中信佛者日增。至蘇我氏除掉物部氏奪勢專權以後，不僅來日僧侶及造寺工匠愈來愈多，受戒出家者亦日呈上升之勢。另據《日本書紀》卷二十二記載，推古天皇於二年（594）二月“詔皇太子及大臣，令興隆三寶”，隨著難波黃陵山上四天王寺、飛鳥（今奈良高市郡明日香町）法興寺等的相繼建成，來日高僧講經弘法者日眾，佛教越發興隆，奉佛已成大勢所趨。
三、聖德太子的思想及其功績
聖德太子（574—622）是一位深受日本人景仰的重要曆史人物，關於他的傳記史料為數不少，除了《古事記》和《日本書紀》外，還有《上宮聖德法王帝說》、《聖德太子傳曆》、《上宮太子禦記》、《上宮皇太子菩薩傳》、《七代記》等，盡管各類史料所記不盡一致，且有許多事跡實際上是缺乏確鑿佐證的，但這並不影響他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崇高形象，其在日本曆史、日本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功績是有口皆碑的。
他生於敏達天皇三年，為用明天皇的第二皇子，自幼聰慧，博聞強記。據傳，他“習內教於高句麗僧慧慈，學外典於博士覺”（《日本書紀》卷二十二）。另據《上宮聖德法王帝說》記載：
上宮王師高麗惠慈法師。王命能悟《涅槃》常住五種佛性之理，明開《法華》三車權實二智之趣，通達《維摩》不思議解脫之宗，且知經部、薩婆多兩家之辨，亦知三玄、五經之旨。並照天文地理之道，即造《法華》等經疏七卷，號曰上宮禦製疏。
其實，蘇我、物部二氏均為國家舊臣，共同參與朝政，圍繞著內政與外交的主導權拉幫結派、爭權奪利，勢不兩立之爭由來已久。因此，奉佛與排佛之爭，既是二氏由來已久的爭權奪利的又一體現，同時也可看作是欲憑借固有的氏族神信仰以加強氏族團結的“保守勢力”，與欲積極引入並借助外來的大陸文化和“歸化人”勢力以增強實力的“開明勢力”的博弈。
欽明天皇雖對百濟王遣使送來妙法“歡喜踴躍”，但因物部等人強烈反對，隻好把佛像等物贈與蘇我稻目“試令禮拜”（《日本書紀》卷十九）。稻目將佛像安置於家中，並建向原寺虔誠供奉。不想此後疫病流行，病死者眾，物部尾輿等人於是趁機參奏天皇：“昔日不須臣計，致斯病死。今不遠而複，必當有慶。宜早投棄，勤求後福！”（《日本書紀》卷十九），並獲準奏放火焚毀佛寺，將佛像投入難波堀江中。在蘇我稻目死後的敏達天皇十四年（585），其子蘇我馬子又因病獲準供奉佛像以“乞延壽命”，並在此前一年在石川的家宅建造了佛寺，迎請善信尼及其弟子二人在此修法，不巧又遇疫病流行，再次遭到物部氏等人參奏天皇，慘遭毀寺滅佛之災。
盡管如此，正如前麵所述，該時期日本與中國及朝鮮半島諸國早已往來頻繁，佛教三寶不斷自百濟、高句麗東傳而來，皇室和貴族當中信佛者日增。至蘇我氏除掉物部氏奪勢專權以後，不僅來日僧侶及造寺工匠愈來愈多，受戒出家者亦日呈上升之勢。另據《日本書紀》卷二十二記載，推古天皇於二年（594）二月“詔皇太子及大臣，令興隆三寶”，隨著難波黃陵山上四天王寺、飛鳥（今奈良高市郡明日香町）法興寺等的相繼建成，來日高僧講經弘法者日眾，佛教越發興隆，奉佛已成大勢所趨。
三、聖德太子的思想及其功績
聖德太子（574—622）是一位深受日本人景仰的重要曆史人物，關於他的傳記史料為數不少，除了《古事記》和《日本書紀》外，還有《上宮聖德法王帝說》、《聖德太子傳曆》、《上宮太子禦記》、《上宮皇太子菩薩傳》、《七代記》等，盡管各類史料所記不盡一致，且有許多事跡實際上是缺乏確鑿佐證的，但這並不影響他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崇高形象，其在日本曆史、日本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功績是有口皆碑的。
他生於敏達天皇三年，為用明天皇的第二皇子，自幼聰慧，博聞強記。據傳，他“習內教於高句麗僧慧慈，學外典於博士覺”（《日本書紀》卷二十二）。另據《上宮聖德法王帝說》記載：
上宮王師高麗惠慈法師。王命能悟《涅槃》常住五種佛性之理，明開《法華》三車權實二智之趣，通達《維摩》不思議解脫之宗，且知經部、薩婆多兩家之辨，亦知三玄、五經之旨。並照天文地理之道，即造《法華》等經疏七卷，號曰上宮禦製疏。
由此可知，他不僅通佛經、解佛法，還懂儒家五經、道家“三玄，”於天文地理亦頗有造詣。
聖德太子自幼受大陸漢文化的熏陶，同時還有可能受到祖母堅鹽媛（蘇我稻目之女）的影響，從小接觸從百濟等國傳來的佛教經典書籍，加上其不凡身世，對來自大陸的佛教思想自有其獨到感受和理解。據傳，他曾贈言妃子橘太郎女曰“世間虛假，唯佛是真”（天壽國繡帳銘），臨終時曾告誡山背大兄王等“諸惡莫作，諸善奉行”（《日本書紀》），無一不顯示出他對佛教真諦理解頗深。推古天皇即位（593）以後，時年二十歲的聖德太子即任攝政，被委以“總攝萬機，行天皇事”（（《日本書紀》卷二十一）之大權。正是由於他的積極倡導和推動，不僅皇室、朝廷對待佛教的態度不再消極或搖擺不定，使佛教得以正式作為國家宗教確立下來，各方豪族也都競相捐資建佛寺鑄佛像，以期積德結緣於三寶。推古天皇三年時，高句麗僧人惠慈、百濟僧人惠聰來到日本，為在日本弘傳佛法貢獻良多。其中惠慈作為聖德太子的佛教之師，於太子在佛教理解和造詣方麵影響極大。據傳惠慈回國之後，在母國聽聞太子辭世訃告時悲痛不已，立意次年同月同日往赴淨土與太子相見，後來果然如約踐行此諾，令天下為之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