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曆史性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於2015年在巴黎簽訂，情況開始變化了。此時，那些與聯合國這項議程有密切關係的人們意識到，地緣政治之風已經變換了方向。他們認識到，無論其他國家做了什麼，如果不是中國已經做出了承諾並持續前行，巴黎協定的簽訂根本不會發生。實際上，當時多數在巴黎參會的人都認為，奧巴馬總統做出的承諾不大可能獲得國會批準，而特朗普總統在2017年便戲劇性地宣布退出這項協定。雖然還遠不夠理想，但兩個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家之一做出的深層變革承諾對於許多國家來說就是足夠的保證：我們在減緩並最終逆轉全球氣候方麵正在進入一個全球合作的新時代。
圍繞氣候變化的全球領導力量轉變既具象征意義，又有實際影響。實際上，各個國家都被要求優先考慮長期的未來，而非各種短期的經濟措施，各個國家也被要求以評價經濟健康同等重要的程度來評價自然環境的健康，同時要認識到這兩者是密切相關的。它們還被要求以全球社群的形態合作努力，因為任何單一國家的行動——包括中國的行動在內，都是遠遠不夠的。它們被要求真誠地對待科學，即便這樣做會挑戰以往那些被奉為神聖的、“一切照常”的信念，比如，隻關注GDP增長，而忽視社會和環境健康的指標。
這些都是領導力文化的改變，並非僅是其策略或手段的改變。而且我相信，恰恰就是在這個領域，而非其他領域，中國的覺醒可以產生更大的影響。幾百年來，西方模式奉行的道德與倫理的完美理想，與“一切照常”的實際做法近乎背道而馳。然而，我相信，中國傳統智慧的覺醒與對一種新型全球領導力的前所未有的需求相結合，可以創造出一種新的良性循環。
南懷瑾大師過去幾十年的努力，著重於幫助中國人領悟儒學傳統的精神基礎，以及如何將其與其他學問融會貫通。他以為，在過去500年裏，這種領悟大都遺失了，但在今天卻迫切需要。比如，他在《原本大學微言》中的詮釋中指出，《大學》是一部以“領導力形成發展的七證反思空間”（知、止、靜、定、安、慮、得）為根基的領導力培育手冊。真正的領導力並非來自企圖心或是源自地位的威權，而是來自於一個人一生專注培育自己的深入傾聽能力：既傾聽當下，又傾聽若隱若現的未來，以及將自己的注意力從無論是金錢、權力，還是奉承等自我關注或他人的不良影響中釋放出來。領導人必須培育孟子所說的“不動心”，繼而形成明晰的願景。他們必須有誠信，才能因此而建構服務於更為遠大目標的真誠協作。他們必須成為羅伯特·格林裏夫所說的“仆人領導”，為一個更大的整體的福祉服務。
隨著曆史性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於2015年在巴黎簽訂，情況開始變化了。此時，那些與聯合國這項議程有密切關係的人們意識到，地緣政治之風已經變換了方向。他們認識到，無論其他國家做了什麼，如果不是中國已經做出了承諾並持續前行，巴黎協定的簽訂根本不會發生。實際上，當時多數在巴黎參會的人都認為，奧巴馬總統做出的承諾不大可能獲得國會批準，而特朗普總統在2017年便戲劇性地宣布退出這項協定。雖然還遠不夠理想，但兩個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家之一做出的深層變革承諾對於許多國家來說就是足夠的保證：我們在減緩並最終逆轉全球氣候方麵正在進入一個全球合作的新時代。
圍繞氣候變化的全球領導力量轉變既具象征意義，又有實際影響。實際上，各個國家都被要求優先考慮長期的未來，而非各種短期的經濟措施，各個國家也被要求以評價經濟健康同等重要的程度來評價自然環境的健康，同時要認識到這兩者是密切相關的。它們還被要求以全球社群的形態合作努力，因為任何單一國家的行動——包括中國的行動在內，都是遠遠不夠的。它們被要求真誠地對待科學，即便這樣做會挑戰以往那些被奉為神聖的、“一切照常”的信念，比如，隻關注GDP增長，而忽視社會和環境健康的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