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願意專心聽取這位學生的意見——他的名字叫彭凱平，現在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教。如果成人的思維方式都可以產生明顯的變化，那麼從出生就灌輸與眾不同的思維習慣，在思維習慣方麵就會產生很大的文化差異，這無疑是可能的。
我開始讀哲學家、曆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寫的關於思維本質的比較文獻——東西方的都有，我發現彭凱平是一個可信賴的傳達者。心理學家假設了普遍性，其他領域的許多學者認為西方人（主要是歐美國家的公民）和東亞人（主要是中國人、韓國人和日本人）幾千年來保留了不同的思維體係，而且，這些學者實質上都同意這些差異的本質。比如，提出這個問題的大多數人都認為，歐洲的思想根植於“物體（自然、動物、人類）的行為可以從簡單的規則方麵來理解”的假定上。西方人對歸類有極強的興趣，這有助於他們知道什麼樣的規則適用於問題中的物體，形式邏輯也有助於問題的解決。相反，東亞人關注的是在廣闊背景下的物體。世界在亞洲人看來比西方人看來要更複雜，要了解事件就要考慮相互起作用的多種因素，這些因素不是以簡單的必然的方式在起作用。形式邏輯在問題的解決方麵不起什麼作用。實際上，過分關注邏輯的人會被認為過於幼稚。
作為心理學家，我發現這些觀點有著革命性的意義。如果研究人類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學者是正確的，那麼認知科學家就是錯誤的：人類的認知並不都一樣。人類學和社會科學的學者對思維的本質有他們自己獨特的重要見解。第一，不同文化群體在“形而上學”方麵或者說對世界本質的基本信念方麵存在差異。第二，不同群體特有的思維過程存在很大差異。第三，思維過程與對世界本質的信念是一致的：人們通過思維過程形成對世界的感知。
具有東方人和西方人特征的社會結構、自我意識似乎都完全合乎各自的信念體製和認知過程。亞洲社會的集體主義和相互依賴的本質與亞洲人全麵的、重視背景的世界觀以及認為事件是極為複雜的、由多方麵因素決定的信念是一致的。西方社會的個人主義或獨立的本質與西方關注脫離背景的特殊物體以及與西方人認為“他們能夠懂得控製物體的規則，從而能夠控製物體行為”的信念是一致的。
如果人們在他們的思維體係——他們的世界觀和認知過程方麵確實存在巨大差異，那麼人們在態度和信念方麵的差異，甚至在價值觀和偏好方麵的差異，可能並不僅僅是不同的輸入和受教育的原因，而是使用不同工具來理解社會的不可避免的結果。如果的確如此，那麼要增進國家間的理解可能不像我們想象的那麼容易。
我的學生不經意的一句話與我對文化心理學的興趣使我踏上了一條研究的新路子。我開始了一係列的對比研究，與密歇根大學的學生們一起，最後與北京大學、京都大學、首爾國立大學和中國心理學研究所的朋友一起進行這些研究工作。研究表明亞洲人和歐洲人的思維過程在本質上確實存在巨大差異。另外，調查和觀察研究證明了社會實踐方麵的差異，這些差異與思維習慣的差異正好相吻合。新的研究向我們提供了以前的證據所不能提供的充足信息，這樣我們就可以建立有關這些差異本質的理論，理論的內容包括這些差異是如何產生的、它們對日常生活中的感知和推理有什麼意義，以及這些差異如何影響來自不同文化的人們之間的關係。
因此，我願意專心聽取這位學生的意見——他的名字叫彭凱平，現在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教。如果成人的思維方式都可以產生明顯的變化，那麼從出生就灌輸與眾不同的思維習慣，在思維習慣方麵就會產生很大的文化差異，這無疑是可能的。
我開始讀哲學家、曆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寫的關於思維本質的比較文獻——東西方的都有，我發現彭凱平是一個可信賴的傳達者。心理學家假設了普遍性，其他領域的許多學者認為西方人（主要是歐美國家的公民）和東亞人（主要是中國人、韓國人和日本人）幾千年來保留了不同的思維體係，而且，這些學者實質上都同意這些差異的本質。比如，提出這個問題的大多數人都認為，歐洲的思想根植於“物體（自然、動物、人類）的行為可以從簡單的規則方麵來理解”的假定上。西方人對歸類有極強的興趣，這有助於他們知道什麼樣的規則適用於問題中的物體，形式邏輯也有助於問題的解決。相反，東亞人關注的是在廣闊背景下的物體。世界在亞洲人看來比西方人看來要更複雜，要了解事件就要考慮相互起作用的多種因素，這些因素不是以簡單的必然的方式在起作用。形式邏輯在問題的解決方麵不起什麼作用。實際上，過分關注邏輯的人會被認為過於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