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對“四人幫”的行動，盡管中央采取了嚴格的保密措施，但“四人幫”在上海的黨羽，在兩天後還是嗅出了大事不妙。
10月8日，徐景賢、王秀珍派人到北京刺探消息，得知“四人幫”發生了最嚴重情況的消息。當晚，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王秀珍，市委常委馮國柱、王少庸、張敬標，市委寫作組負責人朱永裹，以及張春橋在上海的秘書何秀文，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肖木等，在康平路市委辦公室召開了緊急會議。他們在議了“四人幫”可能被捕的情況之後，朱永嘉就提出：“我們要幹，要拉出民兵來，打一個禮拜不行，打三天、五天也好，讓全世界都知道，朱永嘉的這個孤注一擲、發動武裝叛亂的反革命主張，得到其他餘黨的同意。為了保險，他們決定，組成兩套叛亂指揮班子，設置兩個秘密指揮點，當晚就撤出康平路機關。兩個指揮點的地點和人員的分工是：一號點設在丁香花園，是文的一路，由徐景賢率領，有王少庸、朱永嘉等人，負責抓總和武裝叛亂的輿論準備；二號點設在東湖路招待所市民兵指揮部，由王秀珍率領，有馮國柱、廖祖康等人，直接指揮武裝叛亂，是武的一路。後來，根據廖祖康的意見，在叛亂指揮班子裏又增加了上海警備區副政治委員李彬山、市總工會頭頭葉昌明、陳阿大、黃金海、馬振龍、王明龍等人。徐景賢當場寫了調集33500名民兵“加強戰備”的手令，交給王秀珍執行。然後，文武兩路人馬進入各自的指揮點，準備發動武裝叛亂。
他們還研究了武裝叛亂的初步方案，責成《文彙報》、《解放日報》、上海電台等宣傳工具大造輿論。10月9日，在王秀珍的指揮下，民兵指揮部召集十個區、五個直屬民兵師負責人開會進行部署。命令兵力集中，人槍配套，槍彈配套，調集車輛、物資等等。在那幾天裏，共動用各種武器27000餘件，調集車輛225輛和大量食品、物資，還在各民兵指揮所架設了15部電台，並溝通了聯係。上海市公安局黨委副書記薛幹青、徐成虎也按照王秀珍的部署調集了1300人的機動力量，並增發了槍支。
10月9日上午，徐景賢、王秀珍接到馬天水從北京打來的電話，要他們以上海市委的名義對黨中央8日發表的兩個決定（即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和建立毛主席紀念堂）表態。徐、王在電話中探問“三位領導”（即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的情況，馬天水含糊地支吾了一番。當晚，馬天水又來電話傳達黨中央的命令，要徐景賢、王秀珍去北京參加會議。10日下午，徐景賢、王秀珍去了北京。
讓馬天水打電話給上海佘黨，以及把徐景賢、王秀珍調往北京，對牽製上海餘黨發動武裝叛亂起了重要作用。10日到11日，上海的餘黨在等待徐景賢、王秀珍到京後的消息。在徐景賢走後，朱永嘉還在一號點市委寫作組那些人中進行煽動。二號點的那些人，由廖祖康、陳阿大帶領著，每天還在東湖路招待所碰頭，探聽消息，窺測動向。11日，他們探聽到上海警備區去南京開會的幾個負責同誌已經回到上海，並作了加強戰備的部署。他們於是又大為驚慌，認為東湖路招待所已成招人注目的地方，聚會地點必須轉移。12日，這些人在市工人文化宮碰頭，廖祖康鼓吹要采取一些所謂的實際行動。他們決定在國棉31廠另設一個聯絡點，由戴立清在那裏值班，並負責擬定反革命標語（戴立清和黃金海等人一共擬了21條反革命標語），還要在他們的親信骨千中進行反革命吹風。
10月6日，對“四人幫”的行動，盡管中央采取了嚴格的保密措施，但“四人幫”在上海的黨羽，在兩天後還是嗅出了大事不妙。
10月8日，徐景賢、王秀珍派人到北京刺探消息，得知“四人幫”發生了最嚴重情況的消息。當晚，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王秀珍，市委常委馮國柱、王少庸、張敬標，市委寫作組負責人朱永裹，以及張春橋在上海的秘書何秀文，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肖木等，在康平路市委辦公室召開了緊急會議。他們在議了“四人幫”可能被捕的情況之後，朱永嘉就提出：“我們要幹，要拉出民兵來，打一個禮拜不行，打三天、五天也好，讓全世界都知道，朱永嘉的這個孤注一擲、發動武裝叛亂的反革命主張，得到其他餘黨的同意。為了保險，他們決定，組成兩套叛亂指揮班子，設置兩個秘密指揮點，當晚就撤出康平路機關。兩個指揮點的地點和人員的分工是：一號點設在丁香花園，是文的一路，由徐景賢率領，有王少庸、朱永嘉等人，負責抓總和武裝叛亂的輿論準備；二號點設在東湖路招待所市民兵指揮部，由王秀珍率領，有馮國柱、廖祖康等人，直接指揮武裝叛亂，是武的一路。後來，根據廖祖康的意見，在叛亂指揮班子裏又增加了上海警備區副政治委員李彬山、市總工會頭頭葉昌明、陳阿大、黃金海、馬振龍、王明龍等人。徐景賢當場寫了調集33500名民兵“加強戰備”的手令，交給王秀珍執行。然後，文武兩路人馬進入各自的指揮點，準備發動武裝叛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