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之後，直到現在，俄羅斯仍然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葉利欽時期國企通過私有化轉型成為寡頭，對國家政治構成了威脅。今天的普京也隻是通過打壓異己的寡頭，而支持親己的寡頭以維持局麵。中國如果要預防寡頭，可能要對國企做強做大做科學和深入的認識。
做強做大並不是說國企要占領經濟空間的各個方麵，而是要在特定的領域，例如自然壟斷、關鍵的產業、關乎社會公共產品的產業，國企發揮強大的作用。即使是在這些領域，仍然需要建立反壟斷機製。同時，國企也應當和民營企業確立邊界。
在中間層麵，要建立“親清”的政商關係就要處理好幾對重要關係。其一，企業家和企業的邊界。現在的情況是，企業家一出事情，整個企業就會受到影響，甚至被停業和關閉。如何使得企業不受重大影響？這方麵國外有很多好的經驗可以借鑒。
其二，企業和政府的邊界，最主要的是要建立政府和企業作為兩個實體之間的關係。現在的政商關係並不是兩個實體之間的關係，而是企業家個人和政府官員個人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表現為不可繼承性，從而也是持續的腐敗，因為每一代企業家都要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培養和政府官員的關係。這客觀上在各個層麵造成了人們所說的“一朝領導一朝商”的局麵。
其三，產業政策和企業的關係。政府掌握產業政策，企業執行。產業政策影響著國家巨量財力的使用，如果決策和執行不當會產生很大的腐敗。政府官員要尋租，經常把資金投向與自己有關聯的企業或者自己的“金主”；企業要尋租，尋找和政府官員的關係來獲取產業政策中的巨大利益。這裏，建立公開、透明的產業製度及其產業實施製度是關鍵。
此外，政府官員的下海問題也是必須麵對的。對現行官員必須實行嚴厲的管治，確立有效的“利益衝突條例”，防止官員對企業的利益輸送。這方麵，隨著各地反腐敗機製的建立，會得到相當的改善。不過，對一些退休官員在企業兼職的問題，可能需要考量。一方麵很難禁止，另一方麵也可以利用這些官員的豐富經驗來促進經濟發展。在這個問題上，很多國家也有很好的經驗可供參考。
在底層中小企業領域，政商關係也極其重要。大多數創新都發生在這個領域，這個領域是培養新企業和企業家的領域。這個領域政府的支持很重要。第一，金融。金融業需要結構性改革，需要專門為中小企業服務的中小銀行或者金融機構。第二，技術創新的保護，表現在知識產權的保護。
現在中小企業的很多技術要麼被抄襲，要麼被大企業買斷而“消失”。技術被抄襲就會影響創造者的動力，這點容易理解。大企業收購技術的動力則經常被忽視。這在互聯網領域表現尤其明顯，很多所謂的“風險投資”不是為了培養新企業，而是防止新技術對現存企業的壟斷地位可能造成的衝擊。因此，所謂的“投資”實際上阻礙了經濟和技術的進步。
今天，中國已經進入從中等收入社會邁向高收入社會的過程，也是需要確立有效政商關係的時候了；沒有有效的政商關係，這個過程很難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