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公文集中體現的優良曆史傳統具體表現為：
（一）據實而書，以準確為本，把文件寫得實實在在
公文是“據實而書”，還是“華浮之作”，在幾千年的公文曆史中始終存在著尖銳的鬥爭。隋朝楊堅執政，對公文中存在的“意淺而繁”、“文匿而彩”的流弊，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整頓。更值得提及的是在太平天國革命期間，以軍師洪仁玕的名義發布的誼諭，要滿朝文武官員做到公文必須紀實，浮文在所必刪，巧言當禁，虛文不足尚，而真理自在人心。由於曆史的原因，真正解決公文華實之爭的責任落到了堅持實事求是的中國共產黨人身上。
毛澤東同誌的著名演說《反對黨八股》和他為黨中央所起草的黨內指示《關於建立報告製度》，以及新中國成立後根據毛澤東同誌提議並經他修定而製發的《中共中央關於糾正電報、報告、指示、決定等文字缺點的指示》等一係列文件，都在總結公文曆史經驗的基礎上，深刻告誡人們寫公文要“據實而書”、秉筆直書、傳遞真實情況，並從實際出發擬定正確的策令。另外從他的寫作實踐來看，為反對當時黨內存在著的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和以張國燾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兩種傾向於1926年3月撰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為答複當時黨內黨外對於農民革命鬥爭的種種責難而於1927年3月所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同誌寫給中共中央的題為《井岡山的鬥爭》的報告，1930年1月5日所寫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黨內通信等，都是“據實而書”、堅持真理、如實反映情況的範例。這種求真務實的作風，也恰恰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
寫到這裏，我們不得不說說這些年的情況，一些地方置中央的政策要求於不顧，違背共產黨員保持先進性的根本要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欺上瞞下，弄虛作假，胡編亂造。從2005年3月全國人大、政協會議上一些代表所揭露的情況看，“數字謊言”令人怵目驚心。另據國家統計局於2005年3月11日通過新華社公布的數據，自2001年至2003年，全國立案查處統計違法案件5.92萬件，其中虛報、瞞報、篡改統計資料的案件超過半數。然而，問題還遠不止於此，這種數字“注水”的現象不僅發生在經濟領域，而且已經蔓延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這種種情況，顯然與公文要“據實而書”、以準確為本的原則要求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二）貼近人民，使用大眾語，把文件寫得明明白白
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期間，毛澤東同誌既是代表又是秘書，會議的記錄和起草的文件多由他自己動手，從這次代表大會我黨正式發布的第一個決議、第一個綱領、第一個宣言起，從收入《毛澤東選集》中的第一篇文件《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開始，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一反舊公文用語脫離社會、遠離大眾、晦澀難懂的現象，使公文用語與人民用語接近，做到群眾一聽就懂、一看就明。翻閱《毛澤東選集》中那上百篇的文件，其語言通俗明了，文字淺顯易懂已經到了明明白白的地步。我們回顧過去，從古老的王朝，到國民黨舊政權統治時期，其公文用語無不遠離社會、脫離人民，這一現象的產生，是因為當時公文作為剝削階級統治人民的工具，多在官員中傳遞，不需要人民知道。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提出民主政治的口號之後，公文用語雖開始與人民用語接近，但是由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政治環境，決定了這種接近表現為若即若離。毛澤東同誌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政權，是為人民服務的，這就決定為人民辦事的公文應當努力堅持人民的語言。毛澤東同誌在這方麵又是我們的楷模。
毛澤東公文集中體現的優良曆史傳統具體表現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