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租、口賦兩種項目，是從晉定《戶調式》以後，才合並為一的。戶調之法，實起源於後漢之末。魏武帝平河北，曾下令：田租之外，隻許每戶取綿絹若幹，不準多收（見《三國魏誌·武帝紀》建安九年《注》）。大約這時候，（一）人民流離，田畝荒廢，有能從事開墾的，方招徠之不暇，不便從田租上誅求。（二）又人民的得錢，是比較艱難的（這個曆代情形都如此。所以租稅征收穀帛，在前代，是有益於農民的。必欲收錢，在征收租稅時，錢價就昂貴，穀帛的價，就相對下落了）。漢世錢價貴，喪亂之際，買賣停滯，又不能誅求其口錢，所以不如按戶責令交納布帛之類。這原是權宜之法。但到晉武帝平吳，製為定式之後，就成為定法了。
戶調之法，是與官授田並行的。當時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
北魏孝文帝均田令，亦有授田之法（參見第五章）。唐時，丁男給田一頃，以二十畝為永業，餘為口分。每年輸粟三石，謂之租。看地方的出產，輸綿及絲麻織品，謂之調。力役每年二十日，遇閏加兩日，不役的納絹三尺，謂之庸。立法之意，本是很好的。但到後來，田不能授，而賦稅卻是按戶征收了。你實際沒有田，人家說官話不承認。兼並的人，都是有勢力的，也無人來整頓他。於是無田的人，反代有田的人出稅。人皆托於宦、學、釋、老，或詐稱客戶以自免。其弊遂至不可收拾，當這時代，要想整頓，（一）除非普加清厘，責令兼並的人，將多餘的田退還，由官分給無田者。（二）次則置兼並者於不問，而以在官的閑田，補給無田的人。其事都不能行。（三）於是德宗時，楊炎為相，犧牲了社會政策的立法，專就財政上整頓，就有財產之人而收其稅，令於夏秋兩季交納（夏輸毋過六月，秋輸毋過十一月），是為兩稅。兩稅法的精意，全在“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十八個字。社會立法之意，雖然犧牲了，以財政政策而論，是不能不稱為良法的。
“兩稅以資產為宗”，倘使就此加以研究改良，使有產者依其財產的多少，分別等第，負擔賦稅，而於無產者則加以豁免，則雖不能平均負賦，而在財政上，還不失公平之道，倒也是值得稱許的。然後此的苛稅，仍是向大多數農民剝削。
據《宋史·食貨誌》所載，宋時的賦稅：有田畝之賦和城郭之賦，這是把田和宅地分別征收的，頗可稱為合理。又有丁口之賦，則仍是身稅。又有雜變之賦，亦稱為沿納，是兩稅以外，苛取於民，而後遂變為常稅的，在理論上就不可容恕了。但各地方的稅率，本來輕重不一。苛捐雜稅，到整理之時，還能定為常賦，可見在理論上雖說不過去，在事實上為害還是不很大的。其自晚唐以來，厲民最甚，直至明立一條鞭之法，為害才稍除的，則是役法。
力役是征收人民的勞力的。人民所最缺乏的是錢，次之是物品。至於勞力，則農家本有餘閑，但使用之不失其時，亦不過於苛重，即於私人無害，而於公家有益。所以役法行之得當，亦不失為一種良好的賦稅（所以現行征工之法，限定可以征工的事項，在立法上是對的）。
但是晚唐以後的役法，其厲民卻是最甚的。其原因：由於此時之所以役民者，並非古代的力役之征，而是庶人在官之事。古代的力役之征，如築城郭、宮室、修溝渠、道路等，都是人人所能為的；而且其事可以分割，一人隻要應役幾日；自然不慮其苛重了。至於在官的庶人，則可分為府、史、胥、徒四種，府是看守財物的。史是記事的。胥是才智之稱，所做的，當係較高的雜務。“徒，眾也，”是不須才智，而隻要用眾力之時所使用的，大概用以供奔走。古代事務簡單，無甚技術關係，即府史亦是多數人所能做，胥、徒更不必論了。但此等事務，是不能朝更暮改的。從事其間的，必須視為長久的職業，不能再從事於私人的事業，所以必須給之祿以代耕。後世社會進步了，凡事都有技術的關係，築城郭、宮室，修溝渠、道路等事，亦有時非人人所能為，何況府、史、胥、徒呢（如徒，似乎是最易為的。然在後世，有追捕盜賊等事，亦非人人所能）？
然晚唐以後，卻漸根據“丁”、“資”，以定戶等而役之。（一）所謂丁資，計算已難平允；（二）而其所以役之之事，又本非其所能為；（三）而官又不免加以虐使，於是有等職務，至於破產而不能給。人民遂有因此而不敢同居，不敢從事生產，甚至有自殺以免子孫之役的。真可謂之殘酷無倫了。
欲救此弊，莫如分別役的性質。可以役使人民的，依舊簽差。不能役使人民的，則由公家出錢雇人充任。這本不過恢複古代力役之征，庶人在官，各不相涉的辦法，無甚稀奇，然宋朝主張改革役法的王安石，亦未計及此。
王安石所行的法，謂之免役。按宋代役法，原有簽差雇募之分。雇役之法：（一）者成為有給職，其人不至因荒廢私計而無以為生。（二）者有等事情，是有人會做，有人不會做的，不會做的人要賠累，會做的人則未必然。官出資雇募，應募的自然都是會做這事情的人，絕不至於受累，所以雇役之法，遠較差役為良。但當時行之，甚不普遍。
安石行免役之法：使向來應役的人，出免役錢；不役的人，出助役錢；官以其錢募人充役。此法從我們看來，所失者，即在於未曾分別役的性質，將可以簽差之事，仍留為力役之征，而一概出錢雇募。使（一）農民本可以勞力代實物或貨幣的，亦概須以實物或貨幣納稅。（二）而公家本可征收人民勞力的事，亦因力役的習慣亡失，動須出錢雇募。於是有許多事情，尤其是建設事務，因此廢而不舉。這亦是公家的一筆損失。但就雇役和差役兩法而論，則雇役之法，勝於差役多了。而當時的舊黨，固執成見。元祐時，司馬光為相，竟廢雇役而仍行差役。此後雖亦差雇並行，總是以差為主，民受其害者又數百年。田租、口賦、力役以外的賦稅，昔人總稱為雜稅。看這名目，便有輕視它、不列為財政上重要收入的意思。這是前人見解的陳舊，說已見前。然曆代當衰亂之際，此等賦稅，還總是有的。
如《隋書·食貨誌》說，晉過江後，貨賣奴婢、馬牛、田宅、價值萬錢者，輸錢四百，買者一百，賣者三百，謂之“散估”，此即今日的契稅。又說：都東方山津，都西石頭津，都有津主，以收獲、炭、魚、薪之稅，十取其一；淮北大市百餘，小市十餘，都置官司收稅，此即商稅中之過稅及住稅。北朝則北齊後主之世，有關、市、邸、店之稅。北周宣帝時，有入市稅。又酒坊、鹽池、鹽井，北周亦皆有禁。到隋文帝時，卻把這些全數豁免，《文獻通考·國用考》盛稱之。然以現代財政學的眼光評論，則還是陳舊的見解。到唐中葉以後，藩鎮擅土，有許多地方，賦稅不入於中央；而此時稅法又大壞，中央收入減少，乃不得不從雜稅上設法。宋有天下以後，因養兵特多，此等賦稅，不能裁撤，南渡以後，國用更窘，更要加意整頓。於是此等雜稅，遂漸漸地附庸蔚為大觀了。不論在政治上，社會上，製度的改變，總是由事實逼迫出來的多，在理論指導之下發明的少。這亦是政治家的一種恥辱。
雜稅之中，最重要的是鹽稅。其法，始於唐之第五琦，而備於劉晏。籍民製鹽（免其役），謂之灶戶，亦謂之亭戶。製成之鹽，賣之商人，聽其所之，不複過問。後人稱之為就場征稅。宋朝則有（一）官鬻，（二）通商兩法。而通商之中，又分為二：（甲）徑售之於商人，（乙）則稱為入邊、入中。入邊是“入邊芻粟”的略稱，入中則是“入中錢帛”的略稱。其事還和茶法及官賣香藥、寶貨有關係。茶稅，起於唐德宗時。其初是和漆與竹木並稅的。後曾裁撤，旋又恢複，且屢增其額。其法亦係籍民製造，謂之園戶。園戶製成的茶，由官收買。再行賣給商人。官買茶的錢，是預給園戶的，謂之“本錢”。在江陵、真州、海州、漢陽軍、無為軍、蘄州⑧的蘄口，設立六個榷貨務⑨。除淮南十三場所出的茶以外，都送到這六個榷貨務出賣（惟川峽，廣南，聽其自賣，而禁出境）。京城亦有榷貨務，則是隻收錢帛而不給貨的。
宋初，以河東的鹽，供給河北的邊備。其賣鹽之法：是令商人入芻粟於國家指定之處，由該地方的官吏點收，給與收據，估計其價若幹，由商人持此據至國家賣鹽之處，照價給之以鹽，是為入邊芻粟；其六榷貨務出賣的茶，茶是在各榷貨務取，錢帛是在京師榷貨務付出的，是為入中錢帛，這是所以省運輸之費，把漕運和官賣，合為一事辦理的，實在是個良法。
至於香藥、寶貨，則是當時對外貿易的進口貨，有半官賣性質的。有時亦以補充入邊入中的不足，謂之三說（此即今兌換之兌字。兌換之兌無義，乃脫換之省寫，脫說古通用）。有時並益以緡錢，謂之四說。
以鹽供入邊入中之用，其弊在於虛估。點收的官吏和商人串通了，將其所入之物，高抬價格，官物便變成賤價出賣，公家大受損失了。有一個時期，曾廢除估價，官以實物賣出，再將所得的錢，輦至出芻粟之處買入（這不啻入邊之法已廢，僅以官賣某物之價，指定供給某處的邊費而已）。但虛估之事，是商人和官吏都有利益的，利之所在，自然政策易於搖動，不久其法複廢。到蔡京出來，其辦法卻聰明了。他對於商人要販賣官鹽的，給之以引。引分為長短。有若幹引，則準做若幹鹽的買賣，而這引是要賣錢的。這不是賣鹽，隻是出賣販鹽的許可證了。
茶，先已計算官給本錢所得的息，均攤之於園戶，作為租稅，而許其與商人直接買賣。至此亦行引法，謂之茶引。蔡京是個貪汙奸佞的人，然其所立鹽茶之法，是頗為簡易的，所以其後遂遵行不變。但行之既久，弊竇又生。因為國家既把鹽賣給大商人，不能不保證其銷路。於是借國家的權力，指定某處地方，為某處所產之鹽行銷之地，是為“引地”。其事起於元朝，至清代而其禁極嚴。鹽的引額，是看銷費量而定的，其引地則看水陸運道而定，兩者都不能無變更，而鹽法未必隨之而變，商人恃有法律保護，高抬鹽價，於是私鹽盛行。因私鹽盛行之故，不得不舉辦緝私，其費用亦極大，鹽遂成為征收費極巨的賦稅。
宋朝入邊入中之法，明朝還仿其意而行之。明初，取一部分的鹽，專與商人輸糧於邊的相交易，謂之中鹽。運糧至邊方，國家固然困難，商人也是困難的。計算收買糧食，運至邊方，還不如在邊方開墾之有利，商人遂有自出資本，雇人到邊上開墾的，謂之商屯。當時的開平衛，就是現在的多倫縣一帶，土地墾辟了許多。後來因戶部改令商人交納銀兩，作為庫儲，商屯才漸次撤廢。
移民實邊，是一件最難的事。有移植能力的人，未必有移植的財力。國家出資移民，又往往不能得有移植能力的人，空耗財力，毫無成績。商人重利，其經營一定比官吏切實些。國家專賣之物，如能劃出一部分，專和商人出資移民的相交易，一定能獎勵私人出資移民的。國家隻需設官管理，規定若幹條法律，使資本家不至剝削農民就夠了。這是前朝的成法，可以師其意而行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