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之製興於唐。其科目甚多（秀才係最高科目，高宗永徽二年後停止。此外尚有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開元禮、道舉、童子等科，均見《唐書·選舉誌》），常行的為明經和進士。進士科是始於隋的，其起源，曆史記載不甚清楚。據楊綰說：其初尚係試策，不知什麼時候，改試了詩賦。到唐朝，此科的聲光大好。這是社會上崇尚文辭的風氣所造成的。唐時，進士科雖亦兼試經義及策，然所重的是詩賦。明經所重的是帖經，墨義。詩賦固然與政治無涉，經學在政治上，有用與否，自今日觀之，亦成疑問。這話對從前的人，自然是無從說起，但像帖經墨義所考的隻是記誦（帖經、墨義之式，略見《文獻通考》。其意，帖經是責人默寫經文，墨義則責人默寫傳注，和今學校中專責背誦教科書的考試法一般），其無用，即在當日，亦是顯而易見的。
為什麼會有這種奇異的考試法呢？這是因為把科舉看做掄才大典，換言之，即在官吏登庸法上，看做唯一拔取人才之途，怕還是宋以後的事，在唐以前，至多隻是取才的一途罷了。所以當時的進士，雖受俗人看重，然在政治上，則所取的人並不多，而其用之亦不重（唐時所取進士，不過二三十人，仍須應吏部釋褐試④，或被人薦舉，方得入官；授官亦不過丞尉；見《日知錄·中式額數》、《出身授官》兩條）。可見科舉初興，不過沿前代之法而漸變，並非有什麼隆重的意思、深厚的期望存乎其間了。所以所試的不過是詩賦和帖經墨義。帖經墨義所試，大約是當時治經的成法，詩賦疑沿自隋朝。隋煬帝本好辭華，所設的進士科，或者不過是後漢靈帝的鴻都門學之類（聚集一班會做辭賦和寫字的人，其中並有流品極雜的，見《後漢書》本紀及《蔡邕傳》）。進士科的進而為掄才之路，正和翰林的始居雜流，後來變成清要一樣。這是製度本身的變化，不能執後事以論其初製的。科舉所試之物，雖不足取，然其取士之法，則確是進步而可紀念的。
唐製，願應舉者皆“懷牒自列於州縣”。州縣先試之，而後送省（尚書省）。初由戶部“集閱”，考功員外郎試之。玄宗開元時，因考功員外郎望輕，士子不服，乃移其事於禮部。宋太祖時，知貢舉的人，有以不公被訴的，太祖乃在殿廷上自行複試。自此省試之外，又有殿試。前此的郡國選舉，其權全操於選舉之人。明明有被選舉之才，而選舉不之及，其人固無如之何。到投牒自列之製興，則凡來投牒者，即使都為州縣所不喜，亦不得不加以考試，而於其中取出若幹人；而州縣所私愛的人，苟無應試的能力，即雖欲舉之而不得。操選舉之權者，大受限製，被選舉之權，即因此而擴大。
此後白屋之士，可以平步青雲；有權的人，不能把持地位，都是受此製度之賜。所以說其製度是大可紀念的。考試的規則逐漸加嚴，亦是助成選舉製度的公平的。唐時，考官和士子交通，還在所不禁。考官采取聲譽，士子托人遊揚，或竟自懷所作文字投謁，都不算犯法的事。晚唐以後，規則逐漸加嚴，禁懷挾⑤和糊名易書等製度，逐漸興起。明清繼之，考試關防，日益嚴密。此似不尊重人格，但利祿之途，應試者和試之者，都要作弊，事實上亦是不得不然的。
以上所說的，均係鄉貢之製。至於製科，則由天子親策，其科目係隨時標出。舉行與否，亦無一定。
對於科舉的重視，宋甚於唐，所以改革之聲，亦至宋而後起。
科舉之弊有二：（一）學非所用。（二）所試者係一日之短長。從經驗上證明：無學者亦可弋獲⑥，真有學問者，或反見遺。對於第一弊，隻須改變其所試之物即可。對於第二弊，則非兼重學校不行。不然，一個來應試的人，究曾從事於學問與否，是無從調查的。仁宗時範仲淹的改革，便針對著這兩種弊竇：（一）罷帖經、墨義，而將詩賦策論通考為去取（唐朝的進士，亦兼試帖經及策，明經亦兼試策，但人之才力有限。總隻能專精一門，所以閱卷者亦隻注重一種，其餘的都不過敷衍了事。明清時代，應科舉的人，隻會做四書文，亦由於此）。（二）限定應試的人，必須在學三百日，曾經應試的人一百日。他的辦法，很受時人反對，罷相未幾其法即廢。到神宗熙寧時，王安石為相，才大加以改革。
安石之法：（一）罷諸科，獨存進士。這是因社會上的風氣，重進士而輕諸科起的。（二）進士罷試詩賦，改試論、策。其帖經、墨義，則改試大義（帖經專責記誦，大義是要說明義理，可以發抒意見的）。（三）別立新科明法，以待不能改業的士子。（四）安石是主張學校養士的，所以整頓太學，立三舍之法，以次遞升。升至上舍生，則可免發解及禮部試，特賜之第。
熙寧貢舉法，亦為舊黨所反對。他們的理由是：（一）詩賦聲病易曉，策論汗漫難知，因此看卷子難了。這本不成理由。詩賦既是無用之學，即使去取公平，又有何益呢？（二）但他們又有如蘇軾之說，謂以學問論，經義、策、論，似乎較詩賦為有用。以實際論，則詩賦與策、論、經義，同為無用。得人與否，全看君相有無知人之明。取士之法，如科舉等，根本無甚關係，不過不能不有此一法罷了。這話也是不對的。科舉誠不能皆得人，然立法之意，本不過說這是取士的一法，並沒有說有此一法之後，任用時之衡鑒，任用後之考課，都可置諸不論。況且國家取士之途，別種都是注重經驗的；或雖注重學識，而非常行之法；隻有學校、科舉，是培養、拔擢有學識的人的常法。有學識的人，固然未必就能辦事，然辦事需用學識的地方，究竟很多（大概應付人事，單靠學識無用，決定政策等，則全靠學識）。
“人必先知其所事者為何事，然後有欲善其事之心”，所以學識和道德，亦有相當的關係。衡鑒之明，固然端賴君相，然君相決不能向全國人中，漫無標準，像淘沙般去覓取。終必先有一法，就全體之中，取出一部分人來，再於其中施以簡擇。此就全體之中取出其一部分人之法，惟有科舉是注重學識的，如何能視之過輕？
經義、策、論，固亦不過紙上空談，然其與做官所需要的學識關係的疏密，豈能視之與詩賦同等？所以舊黨的議論，其實是不通的。然在當時，既成為一種勢力，即不能禁其不抬頭。於是至元祐之世，而熙寧之法複廢。熙寧貢舉之法雖廢，舊法卻亦不能回複了。因為考試是從前讀書人的出身之路，所試非其所習，習科舉之業的人，是要反對的。熙寧變法時，反對者之多，其理由實亦在此。到元祐要回複舊法時，又有一班隻習於新法的人，要加以反對了。於是折衷其間，分進士為詩賦、經義兩科。南宋以後，遂成定製。連遼、金的製度，也受其影響（金詩賦、經義之外，又有律科。詩賦、經義稱進士，律科稱舉人。又有女真進士科，則但試策論，係金世宗所立。遼、金科目，均須經過鄉，府，省三試。省試由禮部主持，即明清的會試。元、明、清三代，都隻有會試和本省的鄉試）。
近代科舉之法，起於元而成於明。元代的科舉，分蒙古、色目人和漢人、南人為兩榜。蒙古、色目人考兩場：首場經義，次場策論。漢人、南人考三場：首場經義，次場古賦和詔、誥、表，三場策論。這是（一）把經義、詩賦，並做一科了。（二）而諸經皆以宋人之說為主以及（三）鄉會試所試相同，亦皆為明清所沿襲。
明製：首場試四書五經義，次場試論判，又於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試策。
清製：首場試四書義及詩一首，次場試五經義，三場亦試策。
明清所試經義，其體裁是有一定的。（一）要代聖賢立言。（二）其文體係逐段相對，謂之八股[八股文體的性質，盡於此二語：（一）即文中的話不算自己所說，而算代聖賢說一篇較詳盡的話。（二）則曆來所謂對偶文字，係逐句相對，而此則係逐段相對，所以其體裁係特別的。又八股文長短亦有定限。在清代，是長不能過七百字，短不能不滿三百字。此等規則，雖亦小有出入，但原則上是始終遵守的。因有（一）之條件，所以文中不能用後世事，這是清代學者，疏於史事的一個原因]。其式為明太祖及劉基所定，故亦謂之製義。其用意，大概是防士子之競鶩⑦新奇的（科舉名額有定，而應試者多。如清末，江南鄉試，連副貢取不滿二百人，而應試者數逾兩萬。限於一定的題目，在幾篇文字內，有學問者亦無所見其長。於是有將文字做得奇奇怪怪，以期動試官之目的，此弊在宋代已頗有）。
明清時代科舉之弊，在於士子隻會做幾篇四書義，其餘全是敷衍了事，等於不試。士子遂至一物不知。此其弊，由於立法的未善。因為人之能力，總是有限的，一個人不過懂得一門兩門。所以曆代考試之法，無不分科，就其所習而試之。經義詩賦的分科，就等於唐朝的明經進士。這兩者，本來不易兼通。而自元以來，並兩者為一。三場所試的策，絕無範圍。所以元明清三朝的科舉，若要實事求是，可說是無人能應。天下事，責人以其所不能為者，人將並其所能為者而亦不為，這是無可如何的事。明清科舉致弊之源，即在於此。
宋代改革科舉之意，是廢詩賦而存經義策論，這個辦法，被元、明、清三代的製度推翻了。其學校及科舉並用之意，到明朝，卻在形式上辦到。明製，是非國子監生和府州縣學生，不能應科舉的（府州縣學生應科舉，是先須經過督學使者的試驗的，謂之科考。科考錄取的人，才得應鄉試。但後來，除文字違式者外，大抵是無不錄取的。非學生，明代間取一二，謂之“充場儒士”，其數極少）。所以《明史》謂其“學校儲材，以待科舉。”按科舉所試，僅係一日之短長，故在事實上，並無學問，而年少氣盛，善於作應試文字者，往往反易弋獲，真有學問者反難。學校所授，無論如何淺近，苟使認真教學，學生終必在校肄習⑧幾年，必不能如科舉之一時弋取。但課試等事，極易徒有其名，學問之事，亦即有名無實。畢業實畢年限之弊，實自古有之，並不自今日始。使兩者相輔而行，確係一良好的製度。但製度是拗不過事實的。
入學校應科舉的人，其意既在於利祿，則學問僅係工具（所以從前應舉的人，稱應舉所作文字為敲門磚），利祿才是目的。目的的達到，是愈速愈好的。（一）假使科舉與學校並行，年少氣盛的人，亦必願應科舉而不願入學校。（二）況且應試所費，並來往程途計之，遠者亦不過數月，平時仍可自謀生活。學校則不能然。所以士之貧者，亦能應科舉而不能入學校。（三）何況學校出身，尚往往不及科舉之美呢，職是故，明朝行學校儲材以待科舉之製後，就釀成這樣的狀況：（一）國子監是自有出身的，但其出身不如科舉之美，則士之衰老無大誌者都歸之。（二）府州縣學，既並無出身；住在學校裏，又學不到什麼，人家又何苦而來“坐學”？做教官的人，亦是以得祿為目的的。誌既在於得祿，照經濟學的原理講，是要以最少的勞費，得最大的效果的。不教亦無礙於利祿，何苦而定要教人？於是府州縣學，就全然有名無實了。明初對於國子監，看得極為隆重。所以後來雖然腐敗，總還維持著一個不能全不到校的局麵，到清朝，便幾乎和府州縣學一樣了。
製科在唐朝，名義上是極為隆重的。但因其非常行之典，所以對於社會的影響，不如鄉貢的深刻。自宋以後，大抵用以拔取鄉貢以外的人才，但所取者，亦不過長於辭章，或學問較博之士（設科本意，雖非如此，然事實上不過如此，看《宋史·選舉誌》可知）。清聖祖康熙十八年，高宗乾隆元年，曾兩次舉行博學鴻詞科，其意還不過如此。德宗光緒二十五年，詔開經濟特科，時值變法維新之際，頗有登用人才之意。政變以後，朝廷無複此意，直到二十九年，才就所舉的人，加以考試，不過敷衍了事而已。
科舉在從前，實在是一種文官考試。所試的科目，理應切於做官之用。然而曆代所試，都不是如此的。這真是一件極奇怪的事。要明白此弊之由來，則非略知曆史上此製度的發展不可。
古代的用人，本來隻求有做官的智識技能（此智識兩字，指循例辦公的智識言，等於後世的幕友胥吏，不該括廣泛的智識），別無所謂學問的。後來社會進化了，知道政治上的措置，必須通知原理，並非循例辦事而已足。於是學問開始影響政治，講學問的人，亦即攙入政治界中。秦朝的禁“以古非今”，隻許學習“當代法令”，“欲學法令，以吏為師”，是和此趨勢相反的。漢朝的任用儒生，則順此趨勢而行。這自然是一種進步。但既知此，則宜令做官的人兼通學問，不應將做官的人與學問之士，分為兩途，同時並用。然漢朝卻始終如此。隻要看當時的議論，總是以儒生、文吏並舉，便可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