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先生晚節不終，宦事敵偽，以至於身係縲絏，名聲掃地，是一件極為可惜的事。不過他所以出此下策，也有其遠因近因可察。他有一封信給我，是在抗戰前夕寫的：
實秋先生：手書敬悉。近來大有閑，卻也不知怎的又甚忙，所以至今未能寫出文章，甚歉。看看這“非常時”的四周空氣，深感到無話可說，因為這（我的話或文章）是如此的不合宜的。日前曾想寫一篇關於《求己錄》的小文，但假如寫出來了，恐怕看了讚成的隻有一個——《求己錄》的著者陶葆廉吧？等寫出來可以用的文章時，即當送奉，匆匆不盡。
作人啟 七日夜
關於《求己錄》的文章雖然他沒有寫，我們卻可想見他對《求己錄》的推崇，按，《求己錄》一冊一函，光緒二十六年杭州求是書院刊本，署蘆涇遁士著，乃秀水陶葆廉之別號。陶葆廉是兩廣總督陶模（子方）之子，久佐父幕，與陳三立、譚嗣同、沈雁潭合稱四公子。作人先生引陶葆廉為知己，同屬於不合時宜之列。他也曾寫信給我提到“和日和共的狂妄主張”。是他對於抗日戰爭早就有了他自己的一套看法。他平素對於時局，和他哥哥魯迅一樣，一向抱有不滿的態度。
作人先生有一位日籍妻子。我到苦茶庵去過幾次沒有拜見過她，隻是隔著窗子看見過一位披著和服的婦人走過，不知是不是她。一個人的妻子，如果她能勤儉持家相夫教子而且是一個“溫而正”的女人，她的丈夫一定要受到她的影響，一定愛她，一定愛屋及烏地愛與她有關的一切。周先生早年負笈東瀛，娶日女為妻，對於日本的許多方麵有好的印象是可以理解的。我記得他寫過一篇文章讚美日本式的那種紙壁地板蹲坑的廁所，真是匪夷所思。他有許多要好的日本朋友，更是意料中事，猶之魯迅先生之與上海虹口的內山書店老板過從甚密。
抗戰開始，周先生舍不得離開北平，也許是他自恃日人不會為難他。以我所知，他不是一個熱衷仕進的人，也異於魯迅之偏激孤憤。不過他表麵上淡泊，內心裏卻是冷峭。他這種心情和他的身世有關。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日《聯合報》萬象版登了一篇《高陽談魯迅心頭的烙痕》：
魯迅早期的著作，如《呐喊》等，大多在描寫他的那場“家難”；其中主角是他的祖父周福清，同治十年三甲第十五名進士，外放江西金溪知縣。光緒四年因案被議，降級改為“教諭”。周福清不願做清苦的教官，改捐了一個“內閣中書”，做了十幾年的京官。
光緒十九年春天，周福清丁憂回紹興原籍。這年因為下一年慈禧太後六旬萬壽，舉行癸巳恩科鄉試。周福清受人之托，向浙江主考賄買關節，連他的兒子也就是魯迅的父親周用吉在內，一共是六個人，關節用“宸衷茂育”字樣；另外“虛寫銀票洋銀一萬元”，一起封入信封。投信的對象原是副主考周錫恩，哪知他的仆人在蘇州誤投到正主考殷如璋的船上。殷如璋不知究竟，拆開一看，方知賄買關節。那時蘇州府知府王仁堪在座，而殷如璋與周福清又是同年，為了避嫌疑起見，明知必是誤投，亦不能不扣留來人，送官究辦。周福清就這樣吃上了官司。
周先生晚節不終，宦事敵偽，以至於身係縲絏，名聲掃地，是一件極為可惜的事。不過他所以出此下策，也有其遠因近因可察。他有一封信給我，是在抗戰前夕寫的：
實秋先生：手書敬悉。近來大有閑，卻也不知怎的又甚忙，所以至今未能寫出文章，甚歉。看看這“非常時”的四周空氣，深感到無話可說，因為這（我的話或文章）是如此的不合宜的。日前曾想寫一篇關於《求己錄》的小文，但假如寫出來了，恐怕看了讚成的隻有一個——《求己錄》的著者陶葆廉吧？等寫出來可以用的文章時，即當送奉，匆匆不盡。
作人啟 七日夜
關於《求己錄》的文章雖然他沒有寫，我們卻可想見他對《求己錄》的推崇，按，《求己錄》一冊一函，光緒二十六年杭州求是書院刊本，署蘆涇遁士著，乃秀水陶葆廉之別號。陶葆廉是兩廣總督陶模（子方）之子，久佐父幕，與陳三立、譚嗣同、沈雁潭合稱四公子。作人先生引陶葆廉為知己，同屬於不合時宜之列。他也曾寫信給我提到“和日和共的狂妄主張”。是他對於抗日戰爭早就有了他自己的一套看法。他平素對於時局，和他哥哥魯迅一樣，一向抱有不滿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