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鄉戀和鄉離：“第一代城市人”的尷尬和鄉愁
——序戴吉坤的長篇小說《梔子花開》
李星
本書的作者戴吉坤先生，不到二十歲就走出故鄉的山水，開始了十八年的軍旅生活，1999年轉業進西安，現在，是陝西一家大報的攝影記者，在出色地搞好本職工作之外，他把自己全部的業餘時間獻給了從少年時期就曾經癡愛的文學寫作。他再一次驗證了筆者在長期的文學工作中所悟得的一條規律，每個曾經有過美好的文學閱讀體驗的人，都有過一個要把自己的浪漫而幸福的童年、可愛的故鄉、可敬的父母告訴世人的作家夢想。每個人的心靈世界，都是一片豐厚的文學土壤，一有合適的機緣，這個夢想就會生根發芽，結出或甜蜜或苦澀的文學之果。這也正是在當今電子傳媒無比發達，大眾娛樂文化無孔不入的時代，仍然有那麼多的人熱愛文學、關注文學的人性根源。
但是，向往和愛是一回事，寫得好不好又是另一回事。在我閱讀過的所謂文學發燒友的業餘創作中，固然有天賦超然，一起步就令人刮目以看的人（其實，幾乎所有的大作家，包括陳忠實、賈平凹、路遙等，都是從業餘作者起步的）和作品，但更多的卻是遲遲不能進入文學狀態，詞不達意，筆不稱心的遺憾。就是帶著這種懷疑與期待的心情，我閱讀了戴吉坤先生的長篇小說處女作，並深深驚歎於他語言文字的表現力和長篇的結構能力。如果不知道他的寫作經曆，我們甚至會認為這部作品出自一個具有相當小說寫作經驗的作家之手。
一般來說，初學寫作者比較成功的長篇小說，大多或以自己，或以身邊特別熟悉的人為基本原型，戴吉坤的《梔子花開》雖然不可避免地融會了自己全部的城、鄉生活體驗，但就其主要人物高秀山來說，卻是一個高度綜合了的典型化程度比較高的虛構形象。它表現的是從農村走向城市的第一代城市人在愛情、婚姻、事業等方麵選擇的艱難，和濃得化解不開的鄉愁和心理處境的尷尬，揭示的是一個具有廣泛意義的社會現象。雖然，從上世紀80年代初，路遙就預見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並把“城鄉交叉地帶”作為自己創作的總主題，但自覺抓住在愈來愈加速的城市化進程中，第一代城市人的鄉愁和心理作為自己的描寫對象，並把它作為一個特定時期特殊的社會心理問題來表現，塑造出高秀山這樣一個不無悲劇性的人物形象卻是《梔子花開》的主要文學價值和貢獻。
上個世紀80年代中後期，針對文壇上關於中國農村、農民題材小說創作，普遍存在的“落難公子型”（如下放、受貶幹部和插隊知青）寫作和後來進城的農民後代寫作的明顯的差異，筆者提出了一個“農裔城籍”作家的概念，將陳忠實、賈平凹、路遙、張煒們 ，同王安憶、李銳、高曉聲們區別開來，它至今仍是人們觀察研究當代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視角。《梔子花開》中“第一代城市人”的敘事角度，同“農裔城籍”作家的研究角度，有著聲息暗通，同工異曲的巧合，而這部作品又讓筆者第一個讀到了，實在是我和戴吉坤的文學宿命。
《梔子花開》中的高秀山是陝西東南部，毗鄰鄂、川、豫的一個偏遠山區農民的後代，他有幸成為自己家族，也是鄉鎮的第一名大學生，畢業後分配進省會城市的一家國有工廠，雖然隻是一個與老工人一樣，在車間帶徒弟的掛名技術員，但工作後第一次探親回家卻仍然成為家庭和所在村子的光榮與驕傲，當他花兩萬多元幫助家中蓋起全村第一座小樓後，更成為人們的豔羨對象。正是在這種良好的感覺下，他不無堅決地拒絕了與自己青梅竹馬，又是小學、中學同學，因為差幾分未考上大學的村支書的女兒李惠芹，熱戀上父母是幹部的同廠女工閔潔。然而，到了談婚論嫁的時候，卻遭遇到了無錢無房的尷尬。在閔潔離他而去以後，隻好與頂替工傷死亡父親當上學徒工，母親又是丈夫死後才進城的女工吳馨戀愛結婚。這是雙方都有著相近的農村經曆的一對令人讚歎的好夫妻，但在工廠被外資買斷，兩個人雙雙下崗，孩子已經有幾歲以後，高秀山還是又一次體會了“有錢男子漢，無錢漢子難”的尷尬，不僅吳馨對他冷若冰霜，就連嶽母、兒子也視他為無能的外人。曾經因城鄉差別、李惠芹土氣而追求城市姑娘的高秀山，一次又一次被城市姑娘所輕視。固然有自身性格懦弱、保守的原因，但其根本的社會根源仍然是城鄉差別，被農村家庭所拖累的第一代城市人的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