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春平
知道劉培英的名字應該是很早了，那時我在上海，安康市的文學刊物不時給我寄去一些，其中就讀到劉培英的文章。在那些文字裏，我讀到了劉培英關於生活、生命和命運的深度體驗和深層思考，有一些讓人很感慨、很熟悉的、並能產生共鳴的東西。當時我就在預想，這個劉培英的文學敘事頗見功力，有良好的文學天賦和寫作素養，她極有可能成為石泉縣乃至安康市的一位重要作家。而今，當我看到這部長篇新作《月兒城》時，似乎印證了我當時的預想。
小說作為文學家族的一個重要成員，最核心的內容是在它的敘事。我自己非常看重這一點。也許是職業的原因，我有機會接觸到全國各地的青年作家和小說愛好者，不少作者有一個通病：敘事能力不強。所以，無論是在教學中，還是在對外講座和文學指導中，我都一直強調小說的敘事功能。敘事這一關過不了，小說就無法成立。敘事的過程，就是給人物和事件搭建載體的過程，這個過程決定著小說的基本構架，也決定著小說的成敗。敘事是一個係統工程，會涉及人物、場景、時代背景、矛盾衝突等多個層麵的問題，都要一一解決掉，要講技術性，還要講藝術性。從中國古典名著到西方名著，從現代小說到當代小說，從魔幻現實主義作品到現代主義作品，敘事始終是擺在小說家麵前的一個頭等大事。一部成功的小說，首先是敘事上的成功。一部小說的創新亮點，也取決於它的敘事創新。但恰恰是這個很重要的問題，被文學研究專家所忽略了，也被大學裏的文學教學所忽略了。“小說敘事學”作為一種專門的學問，也許是太專業的緣故，研究者甚寡。我們通常看到，一些青年作者能夠寫出一段優美的文字，但卻無法完成一個完整的敘事任務。可是，一段文字無論多麼精彩，也隻是“一段”而已，它不是一個獨立的文本。而一部小說，無論長短，它必須是一個獨立的文本，這個文本的基本任務就是把故事講好。從這個意義上說，小說家的文本意識要比其他任何體裁的作家都要強。在我個人的文學視野中，不僅僅是一些文學愛好者，也不僅僅是一些青年作家，包括一些所謂的“著名作家”在內，不注重內功修煉的大有人在。我說這段話的意思是想指出：劉培英之所以能夠完成這樣一部篇幅宏大的長篇小說，首先應該歸功於她在敘事方法上的準確把握，歸功於她多年孜孜不倦的文字曆練和小說追求。
《月兒城》是由劉培英和她女兒劉歡共同創作的。劉歡搜集了不少資料，還寫了部分章節，算是母女倆攜手合作而成。很顯然，劉歡繼承了母親的文學天賦，否則兩人是很難做到文字風格統一的。這部小說結構龐大，時間跨度長，寫作難度高，無疑在作者創作道路上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我在閱讀這部作品的時候，麵對撲麵而來的鄉土氣息，麵對娓娓動聽的大量方言，也會自然而然地勾起我對鄉村生活的無限暢想。有那麼多愛和恨，有那麼多情和怨，都在小說的字裏行間埋伏著，激起我對過去歲月的緬懷和梳理。這些鄉村故事，蘊含著人類的普遍情感，也蘊含著一個地方的民俗文化傳統，是人間萬象的一部分，也是文學寫作的一部分。任何作家都沒有理由去忽視它。
其實，我對劉培英和劉歡的情況並不了解，但我相信，《月兒城》是離作者生活最近最熟悉的一部作品。這一點很重要。陳忠實、莫言、賈平凹，他們最重要的作品都是寫故鄉的。俄羅斯作家肖霍洛夫，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他們的最重要作品也是寫故鄉的。故鄉之於作家，不僅是出生地，更是靈魂歸屬的地方。最熟悉的故鄉，流淌著作家生命中最沸騰的血液，往往也是作家最珍貴的文學礦藏，隻要用心發掘，便會有豐富的文學養料。《月兒城》就是劉培英從故鄉的體驗中虛構創作出的作品。她熱愛著家鄉的天地人，並以小說這種藝術形式賦予他們以鮮活的生命和情感，這既是對懷舊情結的一種持續釋放，也是對未來生活的一種追新求變，由此生成了它應有的文學價值。現在，她把這部傾心之作呈現給大家，至於小說的長短優劣，那就交給讀者去評判了。我在鼓掌的同時，先在前麵寫幾句閑話，充當序言。
2008年9月13日淩晨三點於煙熏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