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指出的是，《三國誌》卷九《魏書·夏侯惇》明載夏侯惇的封爵為高安鄉侯，但始封食邑隻有七百戶。按東漢之製，鄉侯的食邑肯定要多於亭侯，在建安時期，鄉侯的爵級同樣高於列侯，但為何夏侯惇始封食邑數卻等於亭侯樂進，而少於亭侯荀彧？我們認為這是因為夏侯惇始封是在建安三年、四年之間，當時曹魏控製的地區有限，戶口不多，諸將食封戶數不得不大為減少。當時亭侯始封食邑戶數多隻有二三百戶，隻有極個別達七百戶甚至千戶。如《三國誌》卷八《魏書·張繡傳》載，建安四年，張繡投降曹操，被封為列侯。建安十年，張繡“從破袁譚於南皮，複增封邑至二千戶”。史稱：“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諸將封未有滿千戶者，而繡特多。”不過，“諸將封未有滿千戶者”一說其實不確，當時始封食邑達千戶的亭侯還有於禁。於禁在建安二年(197)就以戰功受封益壽亭侯。至建安十四年，因參與討伐梅成、陳蘭之功，“增邑二百戶，並前千二百戶”。可見他始封食千戶。但他也是特例，史稱：“是時，禁與張遼、樂進、張郃、徐晃俱為名將，太祖每征伐，鹹遞行為軍鋒，還為後拒；而禁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由是賞賜特重。”所以，除去兩個特例，在將領中，夏侯惇作為鄉侯始封食邑七百戶，仍是高於絕大多數的亭侯。至建安十二年，曹操“錄夏侯惇前後功，增封邑千八百戶，並前二千五百戶”。而同年荀彧增邑至二千戶。這兩個人食邑戶數的差別，就與他們爵級的高低一致了。
建安十一年，曹操徹底打敗袁紹殘部，統治區域擴大為兗、豫、冀、青、幽、並六州，基本統一中國北方。前已指出，建安時期曹魏較大規模的三次封爵，分別是建安十二年、建安十三年和建安十八年，顯然與統治區域的擴大有關。但是，此時曹魏對鄉亭侯食封仍繼續嚴加控製，例如，亭侯始封的食邑戶數並沒有明顯增加，如曹純在建安十二年從征烏桓立功，“以前後功封高陵亭侯，邑三百戶”。建安十六年，曹操平定漢中，龐德隨眾降，曹操“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邑三百戶”。當時增邑數量也不算多。建安二十二年，增曹植“邑五千，並前萬戶”。此屬王子侯性質，另當別論。至於鄉亭侯，如建安末年曹仁的封邑為1 500戶，張遼於建安十年封都亭侯，中經增邑，建安末晉爵都鄉侯，封邑達1 600戶。曹洪在建安前期封國明亭侯，至建安後期食邑達1 100戶。這三個人增邑後的食邑戶數仍遠低於此前的夏侯惇和荀彧。總之，建安時期曹魏對鄉亭侯食封的戶數多控製在數百戶之間。
建安時期鄉亭侯食封戶數之所以大大減少，顯然是受到財政狀況的限製。建安時期曹魏的財政收入有兩大來源，一是屯田收益，二是田租戶調收入。對屯田，曹魏采取獨立於郡縣行政係統之外的管理製度，故與食封無涉，隻有與戶口數量相關的田租戶調才是列侯食封的財源。建安時期，列侯食封的內容在建安九年之前是什麼？史無明文。不過，當時已有“租賦”和“戶調”的賦稅名目，應是列侯食封的基本內容。及至建安九年，曹操頒布租調令，規定：“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這就明確限定了列侯食封的內容為田租、戶調。不過，自西漢中葉以來，諸侯食封的方式已經演變為財政撥付，食邑戶數隻是名義計算單位，而非專供諸侯食封的特定戶口。因此食封方式對於諸侯而言類似俸祿收入，故東漢人已有將食邑收入稱為“租秩”“租奉”的。建安時期也是如此。食封的田租或稱“租穀”“租奉”，如建安十二年二月，曹操下令說：
值得指出的是，《三國誌》卷九《魏書·夏侯惇》明載夏侯惇的封爵為高安鄉侯，但始封食邑隻有七百戶。按東漢之製，鄉侯的食邑肯定要多於亭侯，在建安時期，鄉侯的爵級同樣高於列侯，但為何夏侯惇始封食邑數卻等於亭侯樂進，而少於亭侯荀彧？我們認為這是因為夏侯惇始封是在建安三年、四年之間，當時曹魏控製的地區有限，戶口不多，諸將食封戶數不得不大為減少。當時亭侯始封食邑戶數多隻有二三百戶，隻有極個別達七百戶甚至千戶。如《三國誌》卷八《魏書·張繡傳》載，建安四年，張繡投降曹操，被封為列侯。建安十年，張繡“從破袁譚於南皮，複增封邑至二千戶”。史稱：“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諸將封未有滿千戶者，而繡特多。”不過，“諸將封未有滿千戶者”一說其實不確，當時始封食邑達千戶的亭侯還有於禁。於禁在建安二年(197)就以戰功受封益壽亭侯。至建安十四年，因參與討伐梅成、陳蘭之功，“增邑二百戶，並前千二百戶”。可見他始封食千戶。但他也是特例，史稱：“是時，禁與張遼、樂進、張郃、徐晃俱為名將，太祖每征伐，鹹遞行為軍鋒，還為後拒；而禁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由是賞賜特重。”所以，除去兩個特例，在將領中，夏侯惇作為鄉侯始封食邑七百戶，仍是高於絕大多數的亭侯。至建安十二年，曹操“錄夏侯惇前後功，增封邑千八百戶，並前二千五百戶”。而同年荀彧增邑至二千戶。這兩個人食邑戶數的差別，就與他們爵級的高低一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