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假如在某一段時間內，你在一旁聆聽了一係列刑事案件的審判，除此之外，你不但追尋了它們在監獄裏的實施情況，還研究了根據相關統計所得到的答案，你就會得到一個驚奇的結論：有不少彼此矛盾的審判和事實積壓在一個地方，並且陷入了惡性循環當中。從一方麵來說，法官考察犯罪的時候差不多都會忽略犯罪人，在他們看來，犯罪隻是一件比較奇怪、罕見的事情，隻是偶然間出現在犯罪人的生活中，不可能再次出現的偶然事情；從另一方麵來說，那些犯罪人並沒有迷途知返，而是在不停地犯罪，以致達到了30%、55%、80%的累計犯罪率，這種犯罪的頻率在某一段時間內被接連保持。他們將災難性的破壞和浪費帶給這個世界，正義似乎變得蒼白無力，想要憑借這一點做出相反的證明，在離奇的反累積犯罪鬥爭中，這種證明通常會取得最後的勝利。任何一個與犯罪人有過直接接觸的人（像犯罪人的家人、監獄管理者），都把犯罪人看成另類、傻子、精神病患者，接近無力挽救或者就是無力挽救的人。通過無數的案例，精神病專家認識到不可能把精神病與犯罪分離開來。立法人員往往對精神病專家這些前衛的意見不予理睬，也不喜歡聽監獄管理者們怯懦的反麵言論；他們覺得在犯罪人裏麵不會出現很多自由意誌的不尋常狀態，常常覺得，或者至少幾年前覺得，他們在人世間的使命中最高的一個追求就是改正，並且根據一些不可退讓的政策來製定法律準則，不認為有某個形態可以實現常人、精神病患者和犯罪人之間的過渡。代表平民百姓的陪審團人員，其實代表著武裝階級與權勢階級的庸俗之輩，他們和平民百姓都嘲笑上麵兩種人。相比科學準則，他們更關心的是心靈準則，常常懷念最初的正義與社會報複；隨著犯罪的奇怪程度與凶殘程度不斷升級，他們強烈感覺到的就更加是恐懼，而非懷疑。
不停地出現這些不同意見，有很多方麵的原因。
立法者與哲學家都有一顆正直的心，他們習慣的思維模式是人類最高尚的。他們站在別人的觀點來進行判斷；他們差不多從來到這個世界上的那天起，就認為別人和他們一樣對罪惡深惡痛絕；他們會抓住玄虛和高傲的理論不放，不願意委屈自己深入到監獄中，那在他們看來是個很卑賤、很沒意思的地方。而那些法官在審理事實的時候，就會自然而然地被一時的憂慮左右，我們每一個人身處生死存亡的處境時，都會被這種憂慮左右，會因為某些短暫的、真實的利益而變得目光短淺，無法清晰地發現相關案件與自然的普遍規律之間存在什麼樣的聯係。
在我之前的霍岑多夫、湯普森、威爾遜、貝爾特拉米、斯卡利亞、德斯皮恩等人，與我都有一個共同的觀點，就是把那些高雅的理論性哲學丟在一邊，也不要懷著很大的興致去調查那些發生不久的事件，而是要在體質和心理兩個方麵直接對犯罪人進行研究，拿著相關的分析結論對比著正常人和精神病患者的狀態。這樣才能解決不同的分歧意見，才能消除這樣的疑問：犯罪人應該歸類到正常人類別還是精神病患者類別，才能明白真實的犯罪必然性存不存在。
這本書正是將這方麵的調查結果彙聚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