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歲半，傅聰跟了前上海交響樂隊的創辦人兼指揮，意大利鋼琴家梅百器先生，他是十九世紀大鋼琴家李斯特的再傳弟子。傅聰在國內所受的唯一嚴格的鋼琴訓練，就是在梅百器先生門下的三年。
一九四六年八月，梅百器故世。傅聰換了幾個教師，沒有遇到合適的；教師們也覺得他是個問題兒童。同時也很不用功，而喜愛音樂的熱情並未消減。從他開始學琴起，每次因為他練琴不努力而我鎖上琴，叫他不必再學的時候，每次他都對著琴哭得很傷心。一九四八年，他正課不交卷，私下卻亂彈高深的作品，以致楊嘉仁先生也覺得無法教下去了；我便要他改受正規教育，讓他以同等學曆考入高中（大同）附中。我一向有個成見，認為一個不上不下的空頭藝術家最要不得，還不如安分守己學一門實科，對社會多少還能有貢獻。不久我們全家去昆明，孩子進了昆明的粵秀中學。一九五〇年秋，他又自作主張，以同等學曆考入雲南大學外文係一年級。這期間，他的鋼琴學習完全停頓，隻偶爾為當地的合唱隊擔任伴奏。
可是他學音樂的念頭並沒放棄，昆明的青年朋友們也覺得他長此蹉跎太可惜，勸他回家。一九五一年初夏他便離開雲大，隻身回上海（我們是四九年先回的），跟蘇聯籍的女鋼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學了一年。那時（傅聰十七歲）我才肯定傅聰可以專攻音樂；因為他能刻苦用功，在琴上每天工作七八小時，就是酷暑天氣，衣褲盡濕，也不稍休，而他對音樂的理解也顯出有獨到之處。除了琴，那個時期他還跟老師念英國文學，自己閱讀不少政治理論的書籍。一九五二年夏，勃隆斯丹夫人去了加拿大。從此到一九五四年八月，傅聰又沒有鋼琴老師了。
一九五三年夏天，政府給了他一個難得的機會：經過選拔，派他到羅馬尼亞去參加“第四屆國際青年與學生和平友好聯歡會”的鋼琴比賽；接著又隨我們的藝術代表團去民主德國與波蘭做訪問演出。他表演的肖邦受到波蘭專家們的重視；波蘭政府向我們政府正式提出，邀請傅聰參加一九五五年二月至三月舉行的“第五屆肖邦國際鋼琴比賽”。一九五四年八月，傅聰由政府正式派往波蘭，由波蘭的老教授傑維茨基親自指導，準備比賽項目。比賽終了，政府為了進一步培養他，讓他繼續留在波蘭學習。
在藝術成長的重要關頭，遇到全國解放，政府重視文藝，大力培養人才的偉大時代，不能不說是傅聰莫大的幸運；波蘭政府與音樂界熱情的幫助，更是促成傅聰走上藝術大道的重要因素。但像他過去那樣不規則的、時斷時續的學習經過，在國外青年中是少有的。肖邦比賽大會的總節目上，印有來自世界各國的七十四名選手的音樂資曆，其中就以傅聰的資曆最貧弱，竟是獨一無二的貧弱。
九歲半，傅聰跟了前上海交響樂隊的創辦人兼指揮，意大利鋼琴家梅百器先生，他是十九世紀大鋼琴家李斯特的再傳弟子。傅聰在國內所受的唯一嚴格的鋼琴訓練，就是在梅百器先生門下的三年。
一九四六年八月，梅百器故世。傅聰換了幾個教師，沒有遇到合適的；教師們也覺得他是個問題兒童。同時也很不用功，而喜愛音樂的熱情並未消減。從他開始學琴起，每次因為他練琴不努力而我鎖上琴，叫他不必再學的時候，每次他都對著琴哭得很傷心。一九四八年，他正課不交卷，私下卻亂彈高深的作品，以致楊嘉仁先生也覺得無法教下去了；我便要他改受正規教育，讓他以同等學曆考入高中（大同）附中。我一向有個成見，認為一個不上不下的空頭藝術家最要不得，還不如安分守己學一門實科，對社會多少還能有貢獻。不久我們全家去昆明，孩子進了昆明的粵秀中學。一九五〇年秋，他又自作主張，以同等學曆考入雲南大學外文係一年級。這期間，他的鋼琴學習完全停頓，隻偶爾為當地的合唱隊擔任伴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