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說：“雖有天命，亦須修德。”這裏所謂“修德”，就是指要行仁政。如果認真檢查一下明成祖一生行為的話，不合“仁政”要求的地方特別多。但從他的言論上看，他知道行仁政的重要。他有這種思想，也有所行動，並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儒家講“仁”講“禮”，禮是指一種秩序，不同身份的人分別按照一定的禮行事，沒有爭執，沒有僭越，各安其位，和諧相處。不同身份的人使用不同的音樂，而音樂的精義在和諧，借以陶冶人的性情，使之安分守己。這實在是個很美妙的東西。所以曆代統治者都很重視“禮”的作用，明成祖當然不例外。
用刑是為了輔助教化，不是治國的主要手段，其目的在於警戒和威懾，使人不敢違禮犯法，最後達到不用刑而天下治。
既然刑罰是輔助手段，是為了“弼教”，那就不能濫用，所以明成祖一再強調要明刑慎罰。
首先，明成祖提出了“用法當以寬，不以猛”的原則。他的父皇朱元璋懲元之弊，以猛治國，許多人無辜被戮。明成祖則強調“猛則民不堪”，尤其是對死刑，“寧緩勿急”，因為人被處死了，再想改正也來不及了。所以他規定，凡判死刑，都要“五複奏”，即要反複審查五遍。
其次，用法不可過苛過濫。明成祖一再強調，用法過苛過濫就會使好人受害，而壞人不知戒。
再次，明成祖強調按律令辦事。在中國古代，不按律個辦事的情況可謂司空見慣。有的帝王比較明察，反複強調這一點，自己再能以身作則，情況就能稍好一些。明成祖在這個問題上頭腦就比較清醒。他一再強調法司官員要按律辦，不得法。對那些執法犯法的人要嚴懲不貸。
明成祖還一再申諭，近親犯法，也要同樣按法律懲治。
應該指出，明成祖的言行並不一致，有許多自相矛盾之處。他的話有些是說給臣下聽的，有些是說給子孫後代的。他要極力把自己打扮成一個聖明的君主，所以說的話都頗合聖賢之道。
應該承認，明成祖的頭腦是比較清醒的，他要極力洗刷因奪位而帶來的亂臣賊子的形象，把自己塑造成一個盛世賢明君主。他講天命，目的是為了神化自己，威嚇臣民，但卻不讓天命來束縛自己的手腳。
明太祖朱元璋曾出家為僧，稱帝後頗為崇佛，並設立僧錄司以專管佛事。但朱元璋也並不是任其發展，而是對佛教進行了種種限製。明成祖基本上繼承了朱元璋的做法：崇佛而不佞佛。
明成祖知道佛教教人為善，教人馴服，利用好了可以為鞏固他的統治服務。因此，明成祖也信佛、崇佛，允許佛教有一定的發展。他不僅有時讓臣下唱佛曲，而且將佛曲頒於塞外。
為此，明成祖命侍講王洪擬語，而王洪不信佛，對頒佛曲於塞外之事頗不以為然，遲遲不應詔。他為此受到明成祖的訓斥，從此“不複進用”。永樂十九年（1421），因北京三大殿被燒，明成祖詔求直言，侍講鄒緝上了一道有名的奏疏，其中說道：“京師聚集僧、道萬餘人，日耗廩米百餘石。”
明成祖說：“雖有天命，亦須修德。”這裏所謂“修德”，就是指要行仁政。如果認真檢查一下明成祖一生行為的話，不合“仁政”要求的地方特別多。但從他的言論上看，他知道行仁政的重要。他有這種思想，也有所行動，並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儒家講“仁”講“禮”，禮是指一種秩序，不同身份的人分別按照一定的禮行事，沒有爭執，沒有僭越，各安其位，和諧相處。不同身份的人使用不同的音樂，而音樂的精義在和諧，借以陶冶人的性情，使之安分守己。這實在是個很美妙的東西。所以曆代統治者都很重視“禮”的作用，明成祖當然不例外。
用刑是為了輔助教化，不是治國的主要手段，其目的在於警戒和威懾，使人不敢違禮犯法，最後達到不用刑而天下治。
既然刑罰是輔助手段，是為了“弼教”，那就不能濫用，所以明成祖一再強調要明刑慎罰。
首先，明成祖提出了“用法當以寬，不以猛”的原則。他的父皇朱元璋懲元之弊，以猛治國，許多人無辜被戮。明成祖則強調“猛則民不堪”，尤其是對死刑，“寧緩勿急”，因為人被處死了，再想改正也來不及了。所以他規定，凡判死刑，都要“五複奏”，即要反複審查五遍。
其次，用法不可過苛過濫。明成祖一再強調，用法過苛過濫就會使好人受害，而壞人不知戒。
再次，明成祖強調按律令辦事。在中國古代，不按律個辦事的情況可謂司空見慣。有的帝王比較明察，反複強調這一點，自己再能以身作則，情況就能稍好一些。明成祖在這個問題上頭腦就比較清醒。他一再強調法司官員要按律辦，不得法。對那些執法犯法的人要嚴懲不貸。
明成祖還一再申諭，近親犯法，也要同樣按法律懲治。
應該指出，明成祖的言行並不一致，有許多自相矛盾之處。他的話有些是說給臣下聽的，有些是說給子孫後代的。他要極力把自己打扮成一個聖明的君主，所以說的話都頗合聖賢之道。
應該承認，明成祖的頭腦是比較清醒的，他要極力洗刷因奪位而帶來的亂臣賊子的形象，把自己塑造成一個盛世賢明君主。他講天命，目的是為了神化自己，威嚇臣民，但卻不讓天命來束縛自己的手腳。
明太祖朱元璋曾出家為僧，稱帝後頗為崇佛，並設立僧錄司以專管佛事。但朱元璋也並不是任其發展，而是對佛教進行了種種限製。明成祖基本上繼承了朱元璋的做法：崇佛而不佞佛。
明成祖知道佛教教人為善，教人馴服，利用好了可以為鞏固他的統治服務。因此，明成祖也信佛、崇佛，允許佛教有一定的發展。他不僅有時讓臣下唱佛曲，而且將佛曲頒於塞外。
為此，明成祖命侍講王洪擬語，而王洪不信佛，對頒佛曲於塞外之事頗不以為然，遲遲不應詔。他為此受到明成祖的訓斥，從此“不複進用”。永樂十九年（1421），因北京三大殿被燒，明成祖詔求直言，侍講鄒緝上了一道有名的奏疏，其中說道：“京師聚集僧、道萬餘人，日耗廩米百餘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