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皇後，具有位居宮廷妃嬪之上的大權，然而長孫皇後並不恃權驕人，母儀宮廷、妥善處置。例如，對宮人義存體恤。宮人平時做宮內雜役，賤如奴隸。唐太宗有時易動肝火，往往以非罪遷怒宮人。長孫皇後在唐太宗盛怒之下，隻得順他的性子，不過提出了讓她究治的要求，宮人到她的手裏，隻拘留不搞刑訊。等待唐太宗餘怒盡息，慢慢為她們申訴冤屈，得以寬免，由是宮闈之中，刑無枉濫。又如對非親生子女與親手子女一視同仁。
唐太宗有一女兒名叫豫章公主，不幸早年喪母，長孫皇後以親母相待，“收養之，慈愛逾於所生”。她對親生兒子，不加溺愛，經常教育，訓以“謙儉”之道，嫡長子李承乾貴為太子，常感“器用”不足，通過乳母請求增加，她不允所請，認為“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邪！”再如長孫皇後對患病的妃嬪極為溫存、體貼，也被宮中傳為美談。妃嬪以下有疾，後親撫視，輟己之藥膳以資之，宮中無不愛戴。從而改變了武德年間宮廷混亂、妃嬪傾軋的靡爛之風，這也體現了她的政治才幹。
在宗教觀方麵，長孫皇後與唐太宗一樣是個不崇奉佛教的政治家。貞觀八年，皇後隨唐太宗閑住九成宮時身患重病，禦醫遍診，藥物治盡，病體不見好轉。太子承乾入侍母後，建議祈求佛祐“請奏赦囚徒，並度人入道，冀蒙福助。”皇後耐心解釋：“若修福可延，吾素非所惡，若行善無效，何福可求。”點出了脩行佛事並無靈驗的教訓，說明她沒有沾染上當時朝野上下迷信佛教因果報應的陋習，是難能可貴的。至於承乾建議“奏赦囚待”，是因人為法的破壞法製的行為，長孫皇後反對廢棄的法律進行修善，指出“赦者國之大事，豈以吾一婦人而亂天下法？”盡管大臣一再請求，唐太宗也允大臣所請，但她堅持不棄國法。
長孫皇後不迷信思想的另一表現是崇尚薄葬。如她臨終時的遺言說：“妾生既無益於時，今死不可厚費。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見。自古聖賢，皆崇儉薄，惟無道之世，大起山陵，勞費天下，為有識者笑。但請因山而葬，不須起墳，無用棺槨，所須器服，儉薄送終，則是不忘妾也。”當時上自勳戚下至士庶風行厚葬，破費資財，傷風敗俗，且有逾越葬禮等級者。唐太宗為此曾頒布詔令嚴格加以製止，長孫皇後親自作出表率，唐太宗基本照辦，“因九嵕山為陵，鑿石之工，才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這是對當時厚葬歪風的懲革。
長孫皇後協助唐太宗創立“貞觀之治”，有開創之功。可惜她享年不永，於貞觀十年六月與世長辭，年僅三十六歲，十一月葬於昭陵。肅宗上元元年，被尊為文德順聖皇後。
作為皇後，具有位居宮廷妃嬪之上的大權，然而長孫皇後並不恃權驕人，母儀宮廷、妥善處置。例如，對宮人義存體恤。宮人平時做宮內雜役，賤如奴隸。唐太宗有時易動肝火，往往以非罪遷怒宮人。長孫皇後在唐太宗盛怒之下，隻得順他的性子，不過提出了讓她究治的要求，宮人到她的手裏，隻拘留不搞刑訊。等待唐太宗餘怒盡息，慢慢為她們申訴冤屈，得以寬免，由是宮闈之中，刑無枉濫。又如對非親生子女與親手子女一視同仁。
唐太宗有一女兒名叫豫章公主，不幸早年喪母，長孫皇後以親母相待，“收養之，慈愛逾於所生”。她對親生兒子，不加溺愛，經常教育，訓以“謙儉”之道，嫡長子李承乾貴為太子，常感“器用”不足，通過乳母請求增加，她不允所請，認為“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邪！”再如長孫皇後對患病的妃嬪極為溫存、體貼，也被宮中傳為美談。妃嬪以下有疾，後親撫視，輟己之藥膳以資之，宮中無不愛戴。從而改變了武德年間宮廷混亂、妃嬪傾軋的靡爛之風，這也體現了她的政治才幹。
在宗教觀方麵，長孫皇後與唐太宗一樣是個不崇奉佛教的政治家。貞觀八年，皇後隨唐太宗閑住九成宮時身患重病，禦醫遍診，藥物治盡，病體不見好轉。太子承乾入侍母後，建議祈求佛祐“請奏赦囚徒，並度人入道，冀蒙福助。”皇後耐心解釋：“若修福可延，吾素非所惡，若行善無效，何福可求。”點出了脩行佛事並無靈驗的教訓，說明她沒有沾染上當時朝野上下迷信佛教因果報應的陋習，是難能可貴的。至於承乾建議“奏赦囚待”，是因人為法的破壞法製的行為，長孫皇後反對廢棄的法律進行修善，指出“赦者國之大事，豈以吾一婦人而亂天下法？”盡管大臣一再請求，唐太宗也允大臣所請，但她堅持不棄國法。
長孫皇後不迷信思想的另一表現是崇尚薄葬。如她臨終時的遺言說：“妾生既無益於時，今死不可厚費。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見。自古聖賢，皆崇儉薄，惟無道之世，大起山陵，勞費天下，為有識者笑。但請因山而葬，不須起墳，無用棺槨，所須器服，儉薄送終，則是不忘妾也。”當時上自勳戚下至士庶風行厚葬，破費資財，傷風敗俗，且有逾越葬禮等級者。唐太宗為此曾頒布詔令嚴格加以製止，長孫皇後親自作出表率，唐太宗基本照辦，“因九嵕山為陵，鑿石之工，才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這是對當時厚葬歪風的懲革。
長孫皇後協助唐太宗創立“貞觀之治”，有開創之功。可惜她享年不永，於貞觀十年六月與世長辭，年僅三十六歲，十一月葬於昭陵。肅宗上元元年，被尊為文德順聖皇後。
長孫皇後畢竟是封建時代後妃的楷模，她的賢惠，當然不會超出這個限度。在她生前曾編纂曆史上婦女“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作為效法古賢砥勵自己的借鑒。當時她自謙編撰缺乏條貫，不願出示。直至她去世，宮內尚儀局司籍官員才進呈禦前，唐太宗閱後不勝感慨，把書宣示大臣說：“皇後此書，足以垂範後世。”並由此浮想聯翩，感到心酸，若有所失地道：“不複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