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傑忍氣吞聲，不敢說出事情的真相，是出於政治上的恐懼，不敢講真話。在劉大傑所處的時代，說真話是需要勇氣的。那時候，說真話，輕則影響仕途，重則危及腦袋。劉大傑缺少的正是說真話的勇氣。為了保住官位和腦袋，劉大傑不得不背著本不該屬於自己的黑鍋與罵名，作為後人，我們不必苛求他的沉默。但問題的真相必須澄清:他是因為膽小怕事而不是因為虛懷若穀才作出這一選擇的。
曹聚仁強詞奪理，不敢直麵問題的實質，是出於道德上的擔心。他在回憶錄中披露這件事，是既想顯擺自己敢作敢當、實話實說的"勇氣"，又想以攻擊"道學家"的方法來為自己開脫。道學家固然是迂腐的僵化的教條的，但一個戰地記者以"戰爭時期，道德可以放假"來為自己的"越軌"開脫，恐怕很難讓人接受。試想，如果一個軍隊，由"道德可以放假"的士兵組成，其戰鬥力如何就無須多說了。婦人與女孩盡可以把一個慷慨的嫖客視為恩人，而嫖客自己不能因為支付了雙倍的嫖資就可以心安理得，更不可以嫖客的身份來譏刺道學家。在我看來，道學家和嫖客在"性"趣上可謂一丘之貉，一個是"過"，一個是"不及"。
年輕人犯了一次錯，有過一次醜行，本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隻要能正視自己的錯，能從醜行中吸取教訓，那麼，壞事也會變成好事，自己的人格和名望也不會因此受到影響。但像曹聚仁這樣極力為自己辯解，隻會弄巧成拙，欲蓋彌彰。知恥者勇，曹聚仁缺少的正是這個"勇"。
通俗小說作家包天笑，在日本"訪問遊曆"時曾"做了一次荒唐的事"，晚年，他在回憶錄裏"交代"了這件事:"我們這個記者團，在將欲回國的時候，各人有兩日的自由行動。在這兩日自由行動裏，我做了一次荒唐的事，和餘大雄兩人作了一次狹斜遊，這是應當懺悔的。"平心而論，包天笑無論是其人其文都不能和曹聚仁相提並論，但就事論事，包天笑回憶錄中這一次的"交代"可謂言簡意賅、幹淨利落，而曹聚仁回憶錄裏的"辯白"則顯得夾纏不清、吞吞吐吐。
走筆至此，筆者內心十分惶恐不安。小子何人，竟敢對文壇泰鬥曹先生說三道四。其實，筆者鬥膽撰寫此文的動機有二。其一:筆者既欣賞曹聚仁其文，也服膺曹聚仁其人，正因如此，堪稱筆者人生偶像的曹先生偶然一次的"越軌"不能不使筆者產生痛心疾首之感，倘若筆者對曹先生偶然一次的"越軌"批評過激，那完全是因為愛之深才責之切;其二，以曹先生的名望，他對年輕人的感召力和影響力都不可低估，若有輕薄少年以曹先生的偶然一次的"越軌"作為自己尋花問柳的借口，那曹先生豈不要稀裏糊塗背上"誤人子弟"的罪名，基於此，對曹先生偶然一次的"越軌"來一次"正本清源"的"酷評"，恐怕並非毫無必要。
魯迅曾雲: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套用魯迅這句話，我們可以這樣說:有缺點的大家到底是大家，完美的小人也終究不過是小人。瑕不掩瑜，曹聚仁就是這樣的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