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顧頡剛，我以為胡適那番話是十分公允的:
"頡剛在我們友朋中，是低著頭努力的人。他不說空話、不喊口號，也不做什麼《國學概論》、《國學大綱》一類空疏的、無聊的，甚至於抄襲而成的文字。他是有計劃的，勇敢的，就心之所要，性之所近，力之所至，以從事學問與著述。……假若學術可以救國……配的，隻有我們的頡剛，因為頡剛才真真是沉醉於學術的人。"
在做學問方麵，顧頡剛確實肯下工夫。其著述之勤，成果之豐均罕有其匹。
顧頡剛年輕時，對自己也有著透徹而清醒的認識:
"我既不把別人看作神秘，也同樣的不把自己看作神秘。我知道我是一個有二重人格的人:在一切事務上，隻顯得我的平庸、疲乏、急躁、慌張、優柔寡斷。可以說是完全無用的;但到了研究學問的時候，我的人格便非常強固，有興趣，有宗旨，有鑒別力，有自信力，有鎮定力，有虛心和忍耐;所以我為發展我的特長計，願意把我的全生命傾注於學問生活之內，不再旁及它種事務。"
這裏，顧頡剛既道出了他在做學問方麵的特長，也提及了他在處理日常事務方麵的"完全無用"，可謂有一說一，不隱惡不虛美。可是，到了晚年，顧頡剛對自己的評價卻漸漸偏離了正確、客觀的軌道。
在一篇自述文章中，顧頡剛說:
"我的性格的第一點是有強烈的責任心。這大概得於遺傳。我的父親對於該做的事情從不躲避，有時正在發燒還挺著辦公，這種責任心在我們蘇州人中是少見的。但我還加上一重後天的學習，則是出於我祖母對於我的嚴格訓練。我自幼由祖母撫養，他對我期望太殷，所以責備也獨厚。我或沒有得到她的同意而買了糖果，或說了謊話和流氓們的話，或和小朋友打架，以及做了其他錯誤舉動，她必叫我把這事寫上紙條，貼在帳子上，早晨剛醒，就令我看著讀著，問我要不要再犯。因為自幼便有這樣的訓練，所以一生對於自己言行無處不負起責任，凡於良心(所謂良心，是責任心、正義感、同情心的一個集體名詞)上有不安的事一概不做。"
"凡於良心(所謂良心，是責任心、正義感、同情心的一個集體名詞)上有不安的事一概不做。"這話聽起來很動聽，但要做到卻極難。我以為，顧頡剛根本沒做到。這裏可以舉兩個例子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