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展覽是對新歐洲的一種致敬，因為如果沒有對其統一的全麵認識，新歐洲是不可能實現的；同時也是對這樣一個事實的致敬，即除了羅馬和基督教的淵源外，今天的歐洲還可以追溯到其凱爾特傳統，這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的。”
在這裏，模糊的“凱爾特傳統”這一概念似乎被用來為歐盟的理想服務。在這種情況下，凱爾特性僅僅是一個比喻嗎？在這背後是否隱藏著凱爾特民族的一種不言而喻的信仰和一個早已逝去的英雄時代？“我們共同的凱爾特傳統”曾經是許多政治運動的口號，這種情況毫無疑問將繼續下去。1867年，當布列塔尼人竭力保護他們的語言和傳統，以對抗中央集權製的法國所實施的文化帝國主義時，著名的《布列塔尼歌謠》（Barzaz-Breiz）的作者赫薩特·德·拉·維拉馬克（Hersart de La Villemarqué）發出號召，促成了在聖布裏厄（Saint Brieuc）召開的第一屆凱爾特人大會。他號召的對象是他的“威爾士同胞，康沃爾的兄弟，愛爾蘭和蘇格蘭的表親”。2001年，在雷恩舉行的凱爾特人大會有200名代表參加，其中一半來自布列塔尼，另一半來自“其他凱爾特人國家”。會議的主題是“今日的凱爾特人史——沒有記憶的民族是沒有未來的民族”。
威尼斯的展覽和10年後的雷恩會議都以凱爾特的概念為基礎，卻傳達了非常不同的信息。在威尼斯，凱爾特性是一個主題，用來支持“一個歐洲”的信念；而在雷恩，它為生活在大西洋沿岸的群體提供了身份認同和力量，以抵禦他們所認為的歐洲國家集權趨勢的威脅，尤其是總部設在倫敦、巴黎和馬德裏的政府。誰是正確的？就此而言，有對錯之分嗎？我們是否應該像J. R. R. 托爾金（J. R. R. Tolkien）在1963年所寫的那樣，接受“在神話般的凱爾特黃昏中，一切皆有可能，這與其說是神靈的黃昏，不如說是理性的黃昏”？要知道，就像偉大的凱爾特學教授大衛·埃利斯·埃文斯（David Ellis Evans）在1999年嚴厲指出的那樣，托爾金的評論旨在專門取笑某些極端的語言詞源學，而不是要無所不包。
因此，從新時代的身體裝飾到對區域身份存續的擔憂，從不成熟的政治操縱企圖到新音樂的靈感，凱爾特的幽靈在盤旋，而凱爾特的權杖被高舉。凱爾特性的確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或許正如西蒙·詹姆斯（Simon James）在1999年出版的《大西洋凱爾特人：是古代民族還是現代發明》（The Atlantic Celts: A People or Modern Iion）一書中所說的那樣：“在很多方麵，長期以來凱爾特主義一直是一種揚揚自得的正統，重新評價它的時機已經成熟。”在過去10年左右的時間裏，有許多聲音（主要是考古學家）對現在使用的“凱爾特人”一詞提出了抗議。一些是理性的聲音，要求進行更嚴格的批判；另一些則采用了更尖銳的論調。約翰·科利斯（John Collis）的批評尤其激烈，在《沒有中心的國家》（States Without tres）一文中，他埋怨了一些現代作家所描述的凱爾特社會：
“這次展覽是對新歐洲的一種致敬，因為如果沒有對其統一的全麵認識，新歐洲是不可能實現的；同時也是對這樣一個事實的致敬，即除了羅馬和基督教的淵源外，今天的歐洲還可以追溯到其凱爾特傳統，這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的。”
在這裏，模糊的“凱爾特傳統”這一概念似乎被用來為歐盟的理想服務。在這種情況下，凱爾特性僅僅是一個比喻嗎？在這背後是否隱藏著凱爾特民族的一種不言而喻的信仰和一個早已逝去的英雄時代？“我們共同的凱爾特傳統”曾經是許多政治運動的口號，這種情況毫無疑問將繼續下去。1867年，當布列塔尼人竭力保護他們的語言和傳統，以對抗中央集權製的法國所實施的文化帝國主義時，著名的《布列塔尼歌謠》（Barzaz-Breiz）的作者赫薩特·德·拉·維拉馬克（Hersart de La Villemarqué）發出號召，促成了在聖布裏厄（Saint Brieuc）召開的第一屆凱爾特人大會。他號召的對象是他的“威爾士同胞，康沃爾的兄弟，愛爾蘭和蘇格蘭的表親”。2001年，在雷恩舉行的凱爾特人大會有200名代表參加，其中一半來自布列塔尼，另一半來自“其他凱爾特人國家”。會議的主題是“今日的凱爾特人史——沒有記憶的民族是沒有未來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