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reference_book_ids\":[7305955908259941415]}],\"184\":[{\"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184,\"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38,\"start_container_index\":184,\"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32},\"quote_content\":\"《人民日報》reference_book_ids\":[7305955908259941415]}],\"235\":[{\"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235,\"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68,\"start_container_index\":235,\"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62},\"quote_content\":\"《人民日報》reference_book_ids\":[7305955908259941415]}],\"338\":[{\"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338,\"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23,\"start_container_index\":338,\"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7},\"quote_content\":\"《人民日報》reference_book_ids\":[7305955908259941415]}],\"566\":[{\"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566,\"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06,\"start_container_index\":566,\"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00},\"quote_content\":\"《人民日報》reference_book_ids\":[7305955908259941415]}],\"614\":[{\"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614,\"end_element_index\":1,\"end_element_offset\":62,\"start_container_index\":614,\"start_element_index\":1,\"start_element_offset\":56},\"quote_content\":\"《人民日報》reference_book_ids\":[7305955908259941415]}],\"224\":[{\"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224,\"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87,\"start_container_index\":224,\"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81},\"quote_content\":\"《人民日報》reference_book_ids\":[7305955908259941415]}],\"261\":[{\"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261,\"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20,\"start_container_index\":261,\"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4},\"quote_content\":\"《人民日報》reference_book_ids\":[7305955908259941415]}],\"332\":[{\"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332,\"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46,\"start_container_index\":332,\"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40},\"quote_content\":\"《人民日報》reference_book_ids\":[7305955908259941415]}],\"547\":[{\"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547,\"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42,\"start_container_index\":547,\"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36},\"quote_content\":\"《人民日報》reference_book_ids\":[7305955908259941415]}]},\"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毛後來評價說：“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我看過幾遍，這是唯心的，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劉的優點在組織和管理方麵。正是這一特質，使他在糟糕透頂的幾年經濟混亂中變得非常重要。
對於中間階級的作用，劉提出了比毛更具建設性的觀點。他1960年底曾經說：“一個社會中有些資產階級也是好事。這些人最有精力，而且他們能鑽空子……他們之所以鑽空子賺錢是因為他們發現了我們計劃中的漏洞。我們的漏洞因此也就被堵上了。當他們開始幹什麼事情時，我們也應該開始幹同樣的事情。
一年以後，劉又寫道：“有地下工廠很好，他們那裏不欺騙顧客；他們生產的東西有用。”1962年，他甚至聲明稱：“在過渡時期，一切有助於增加農民生產積極性的辦法都可以采用……工業必須退回到一定的程度，農業也必須這樣，實行包產到戶，允許私人有自留地。
在1962年9月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彭德懷提交了5份農村實地調查報告。這些報告是他在1960年至1961年受處罰期間寫出的。這些批評毛的8萬言書被貼上了自我辯解的標簽。但是，這一次彭得到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支持。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主持會議的毛雖低頭接受批評，但對恢複彭德懷的權力則不予理會。
在為“大躍進”期間下台的幹部們恢複名譽的問題上，毛簽上了他的不同意見：“最近的翻案作風是不正確的。”
在向中央委員會所作的講話中，毛大談特談國際事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方麵還有些實際的東西可言。50年代初期，他對第三世界一直過於悲觀。那時，他相信，“亞洲的黨和工會，非洲黨恐怕會受摧殘”，但並不等於毀滅。
“第二世界大戰後，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鬥爭，無論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是一年比一年發展的。”
中國的任務是支持這些民族解放運動，“我們要團結這麼多的人，但不包括反動的資產階級，如尼赫魯，也不包括反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如日共叛徒春日莊次郎，主張結構改革論，有七八個人。
到現在為止，江青治愈了她的癌病，並從長期的病痛中完全恢複過來。她之所以能取得這樣的療效，是因為經過了一係列的針灸治療並有一套嚴格的鍛煉計劃，包括遊泳，打中國太極拳和乒乓球。9月，江掙脫了毛和黨中央縛在她身上的繭絲，作為毛的妻子在招待來訪的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時，第一次公開露麵。
9月30日，《人民日報》在設計微妙的政治新聞版中，刊出了第一張官方的毛和妻子與蘇加諾夫婦合影的照片。中國民眾很容易看到它，因為它登在第一版。而劉少奇及其夫人與蘇加諾夫婦合影的照片則登在第二版，但5天前，這張照片已刊出過了。江青對劉的夫人捷足先登非常生氣，同時她的對手則抱怨江青的照片刊出的位置較好。在以後的幾年中，人們不斷聽到這兩位第一夫人之間的相互埋怨之聲。
毛宣稱要阻止這場可愛的爭吵。1962年期間，他的第一位嶽母，他所熱愛的老師楊昌濟教授的遺孀去世，毛給她的家人寫了一封信，信中說，“葬儀，可以與楊開慧同誌我的親愛的夫人同穴。我們兩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
在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計算的70大壽（據此，第一個生日實際上就是降生的那一天）上，毛寫了一首詩作為對人生又一年的了結。據說，這位老人並未想把它寫出來。
1963年初，他在和郭沫若的一首詩中，恢複活力的跡象更為明顯：
毛仍在送到他桌子上的文件裏加評注，這是他的老習慣了。1963年5月，毛在一個評注中明確地暗示了將要到來的鬥爭。
他寫道：“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如果不開展這三大鬥爭，“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複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
毛決定從這一認識出發開展一場全新的運動，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便為他東山再起開辟道路。他告訴中央委員會，這樣一場運動應當是持久的，幾乎“需要五代或十代人”，以純潔共產黨的隊伍。他把這場運動描繪為“土改以來第一次最大的鬥爭。這樣全麵，這樣廣，這樣深遠是幾年來沒有的”。如果廣大黨員在運動中得到淨化，那就是成功。“有的幹部多吃多占，有的和地富兒女勾搭。
中央委員會在杭州通過了毛關於擴大社會主義教育範圍的十點綱領。但4個月以後，劉少奇則以毛認為是修正主義的方式重寫了這個綱領，以強調發展生產的作用，鼓勵私人小塊土地經營，調動具有創業精神的和先進的“富裕農民”的積極性。
對毛來說，應被放逐到古巴的美國黑人領袖羅伯特·威廉姆斯的請求，於8月份發出一份支持美國黑人的聲明，並不是太大的安慰。這是毛在60年代為第三世界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暴行所做的八次呼籲的第一次：
8月，毛告訴某些非洲來訪者：“在非洲、亞洲和全世界各地都有種族歧視現象。種族問題實質上是階級問題。我們的團結不是種族的團結，而是同誌、朋友的團結……
“被壓迫人民爭取徹底解放，首先是依靠自己的鬥爭，其次才是國際的援助。已經獲得革命勝利的人民，應該援助正在爭取解放的人民的鬥爭，這是我們的國際主義義務。
8月份，毛還譴責了南越反共政權迫害教徒和美國違反《日內瓦共同協議》的行徑。他聲稱：“誰也不會相信，一紙條約會使美帝主義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者變得稍微規矩些。
9月6日，中蘇兩黨曠日持久的九次辯論中的第一次辯論來臨了。中國共產黨向蘇聯共產黨發出一封信。信中的某些部分是毛在康生和陳伯達的幫助下撰寫的。
對於赫魯曉夫的蘇聯站出來反對他關於南斯拉夫的某些評論，毛究竟是怎麼想的呢？9月底，毛寫道，此事的教訓是：“它告訴我們工人階級的政黨，不僅在沒有掌握政權的時候，有可能被工人貴族所把持，蛻化成為資產階級的政黨，充當帝國主義的奴仆；而且在掌握政權後，仍然有可能被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所把持……它告訴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複辟……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國家領導集團的蛻化變質來實現。
赫魯曉夫於11月份給毛發出一份私人信件，希望說服毛在聯合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中翻開新的曆史篇章。毛曾拒絕過到莫斯科訪問的邀請，並把與蘇聯人的鬥爭看得異常嚴重。7月份，他親自去機場迎接從毫無成效的莫斯科談判中歸來的兩位不馴服的助手彭真和鄧小平。毛對赫魯曉夫的“情書”未作公開答複。中央委員會則用下述不合作性的措辭回複了這封信：如果你在某些領域需要中國專家的幫助，我們將很願意派他們前往。〔25〕
12月，毛就共產黨幹部的表現問題寫了一篇文章。兩位湖南領導人，包括華國鋒，因其工作方法受到毛的表揚。毛很欣賞地把他們同那些“隻愛聽讚揚的話，不愛聽批評的話”的幹部作了比較。後者對其他地區的事很少有興趣研究，隻把目光局限在本地區或本單位，“這叫夜郎自大”。〔26〕
當人們隻盯著腳下時，便看不到山上和大海那邊的事情，他們很可能像“井底之蛙”那樣誇口。但是，他們一旦抬起頭來，看到廣闊的世界，萬花筒般的人間事務，壯觀而宏偉的人類事業，豐富的人類才能，廣博的知識，他們就變謙虛了。我們獻身於改造世界的任務，一定不要隻盯住眼前的工作和幸福。而且還應當著眼於我們大家遙遠的將來的工作和幸福。馬克思列寧主義會幫助我們克服由於小小的成功或小小的成就而帶來的小生產者的自滿……
謙虛和自卑並非同義語。謙虛並不意味著小看自己；它體現了一種現實的態度和進取的精神，能使一個人客觀地看到事實。而自卑則是非現實主義，缺乏自信，害怕困難的表現。自卑和自我吹噓，或者基於主觀主義之上的優越感都是錯誤的。他們代表著兩個極端和兩種對自己錯誤的主觀估計。自誇的人脫離現實，過高地估計自己，誇大他的實際能力和作用……自卑的人明顯地與自誇的人相反，但他恰恰也是不現實的。他過低地估計了自己，小看了他在革命中所起的或將要起的作用。結果，他失去了進取的勇氣和信心，鬆懈了鬥誌。
毛在作為中國統治者的命運處於最低點時，寫下了這些話，(13) 他的眼睛牢牢地停留在經濟恢複後的遠景上。
70歲的毛澤東依然激情滿懷，宣稱他想率領一組專家徒步或騎馬考察黃河，從入海口起一直到源頭為止。他還指示助手們練習騎兵並翻閱有關背景資料作準備。黃河使毛著迷，毛稱之為“中華民族的搖籃”，並發出許多治理它的指示。但是，考察的特別計劃並未付諸實踐，而其他計劃—這些計劃實施的結果更富戲劇性且影響也更廣泛—卻改變著世界。在1964年和1965年這兩年間，毛放手讓劉少奇先按照他的保守路線治理中國。同時毛在加緊準備，想殺一個驚人的回馬槍。此時，他的健康狀況尚好，70歲生日剛過，他便宣稱：
“我同我的醫生有一個君子協定：我不發燒時不找你，你也不找我。我說一年不找他，算他功勞大。如果每個月都找他，這就證明他的工作沒有做好。
“我對醫生的話隻聽一半，要他一半聽我的。完全聽他的（醫生的）話，病就多了，活不了。以前沒有聽說過那麼多高血壓、肝炎，現在很多，可能是醫生給找出來的。
“一個人如果不勞動隻是吃得好，穿得好，出門乘車不走路，就會多生病，衣食住行太好的照顧是高級幹部生病的四個原因。
在指責其同僚的腐化生活的同時，毛還警告他們絲毫不能放鬆對蘇聯的警惕性。幾個星期後的一次會議上，他以同樣的思想進行說教。他問：“說到底，某些人病了還是革命意誌衰退了？還是一個星期跳6次舞？還是喜歡漂亮不喜歡國家了？有些人說他們太虛弱，不能做工作。能病那麼厲害嗎？”
這個時期，毛遇到了一個料想不到的情況，正在中國訪問的亞洲共產黨領導人力圖調解他與蘇聯人的爭執。越南的拉丹和一個日本共產黨代表團於1964年初率先作出了努力。但他們受到冷遇。
毛如此固執的主要原因直到7月份會見一個日本社會主義代表團時方公開表露出來。他談到了被蘇聯占領的日本北方四島的問題，並說：“蘇聯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爾塔會議上就讓外蒙古名義上獨立，名義上從中國劃出去，實際上就是受蘇聯控製……我們曾經提過把外蒙古歸還中國是不是可以。他們說不可以。就是同赫魯曉夫、布爾加寧提的，1954年他們在中國訪問的時候……凡是能夠劃過去的，他都要劃。有人說，他們還要把中國的新疆、黑龍江劃過去……我的意見就是都不要劃。蘇聯領土已經夠大了。有2000多萬平方公裏，而人口隻有2億……100多年以前，把貝加爾湖以東，包括伯力、海參威，勘察加半島都劃過去了……我們還沒跟他們算這個賬。
毛開始構思存在於兩個超級大國（相互對立）之間的中間國家的概念。他告訴一個法國訪問團：法國、意大利、德國、英國（如果它不再作美國的代理人的話）、日本和我們—是第三種勢力。這對於一個共產黨領袖來說是相當離經叛道的論點，這個論點在其他國家的首都引起了人們的極大興趣。
在經曆了與蘇聯的風暴之後，毛明顯地願意和西方資產階級往來。1964年，在評論赫魯曉夫提出的改善關係的建議時，毛同意可以討論邊境問題，“生意可以做一點，不能太多，蘇聯的物品重、笨、價貴，還要留一手。”“不如同法國資產階級好辦，還有一點商業道德。
毛通過關心前幼帝宣統，即人們較為熟知的愛新覺羅·溥儀，樹立了他的“寬容”形象。在紀念人民共和國建立10周年的時候，毛發出了對某些政治犯，包括溥儀在內的特赦令。於是溥儀走出監獄，並開始了在他以前的宮殿裏做一名園藝工人的新生活。1964年2月，毛在一次會議上說“宣統皇帝應好好團結”，他“是我頂頭上司。宣統薪水100多元太少了，人家是個皇帝”。
當下屬們正在治理國家之際，不慣安逸的毛選擇了他所喜歡的教育問題大發議論：
現在的考試方法是對敵人的方法，而不是對人民的方法。是突然襲擊，考偏題，考古怪題……我不讚成……我看先出些題公開出來，讓同學研究，看書再作……交頭接耳，冒名頂替，過去不公開，現在讓他公開。我不會，你寫了，我抄一遍也可以。可以試點……
毛也有更多的時間顧及家庭了。他的侄女和侄子這時正在學習專業知識。1964年夏天，毛和他們作了長長的默示性的交談。這些談話的手抄本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為紅衛兵的“課本”廣為流傳。
6月24日，毛和侄女王海蓉進行了交談。王實際上是他母親方麵的一個親戚。那時她正在外國語學院學英語，後來她成了外交部副部長。
王首先說：“我們學校的階級鬥爭很尖銳，聽說發現了反動標語，還有的用英語寫。就在我們英語係的黑板上。”
“他寫的是什麼反動標語？”毛問。
姑娘答道：“我就知道一條，‘蔣萬歲’。”
……
“還寫了什麼？”毛堅持問。
“別的我不曉得，我就知道這一條。……”
毛答道：“好嘛！讓他多寫一些貼在外麵，讓大家看一看。他殺不殺人？”
“不知道他殺不殺人，”姑娘說，“如果查出來，我看要開除他，讓他去勞動改造。”
毛評論道：“啊，隻要他不殺人，不要開除他，也不要讓他去勞動改造，讓他留在學校裏，繼續學習，你們可以開一個會，讓他講一講蔣介石為什麼好，蔣介石又做了哪些好事？你們也可以講一講蔣介石為什麼不好，你們學校多少人？”
“大概3000多人，其中包括教職員工。”姑娘回答。
“你們3000人中間最好有七八個蔣介石分子。”
“出了一個就不得了，還要七八個，那還了得！”姑娘抗辯道。
毛說：“我看你這個人啊！看到一張反動標語就緊張了。”
“為什麼要七八個人！”
毛解釋說：“多幾個就可以樹對立麵，可以做反麵教員，隻要他不殺人。”
王繼續說：“我們學校貫徹了階級路線，這次招生，70%都是工人和貧下中農子弟，其他都是幹部子弟和烈屬子弟。”
“你們這個班有多少工農子弟？”毛問。
“除了我以外，還有兩個幹部子弟，其他都是工人，貧下中農子弟。他們表現很好，我向他們學到了很多東西。”
“他們和你關係好不好？”毛問，“他們喜不喜歡和你接近？”
姑娘小心謹慎地答道：“我認為，我們關係還不錯，我跟他們合得來，他們也跟我合得來。”
“這樣就好。”
“我們班有個革幹子弟，表現可不好了，上課不用心聽講，下課也不練習，專看小說，有時在宿舍裏睡覺，星期六下午開會有時也不參加。星期天也不按時返校，有時星期天晚上，我們班或有團員開會，他不到，大家都有意見。”
“你們教員允許你們上課打瞌睡，看小說嗎？”毛問。
“不允許。”
毛聲稱：“要允許學生上課看小說，要允許學生上課打瞌睡，要愛護學生身體，教員要少講，要讓學生多看。我看你講的這個學生，將來可能有所作為，他就敢星期六不參加會，也敢星期日不按時返校。回去以後，你就告訴這個學生，八九點鍾回校還太早，可以十一、十二點再回去，誰讓你們星期日晚上開會呢。”
姑娘解釋：“原來我在師範學院時，星期天晚上一般不能用來開會的。星期天晚上的時間一般都歸同學自己利用。有一次我們開支委會，幾個幹部商量好，準備在一個星期天晚上過組織生活，結果很多團員反對。有的團員還去和政治輔導員提出來：星期天晚上是我們自己利用的時間，晚上我們回不來。後來政治輔導員接受了團員的意見，要我們改期開會。”
“這個政治輔導員做的對。”毛說。
“我們這裏盡是星期日的晚上開會，不是班會就是支委會，要不就是級裏開會，要不就是黨課小組學習。這學期從開學到我出來為止，我計算一下隻有一個星期天晚上不會開會的。”
“回去以後你帶頭造反。星期天你不要回去，開會就是不去。”毛告訴她。
王驚叫道：“我不敢。這是學校的製度規定。星期日一定要回校。否則別人會說我破壞學校製度。”
“什麼製度不製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說：‘我就是破壞學校製度。’”毛說。
姑娘表示反對：“這樣做不行，會挨批評的。”
毛警告她：“我看你這個人將來沒有什麼大作為。你怕人家說你破壞製度，又怕挨批評，又怕記過，又怕開除，又怕入不了黨。有什麼好的，最多就是開除。學校應該允許學生造反。回去帶頭造反！”
姑娘道：“人家會說我，主席的親戚還不聽主席的話，帶頭破壞學校製度。人家會說我驕傲自滿、無組織無紀律。”
“你這個人啊！又怕人家批評你驕傲自滿，又怕人家說你無組織無紀律，你怕什麼呢？你說正因為我是主席的親戚，我才聽他的話，正因為我聽了他的話，我才造反的。我看你說的那個學生，將來可能比你有所作為。他就敢不服從你們學校製度。我看你們這些人都是一些形而上學。”
後來，話題轉到了杜甫的長詩《北征》上。
姑娘問：“讀這首詩要注意什麼問題？要先打點預防針才不會受到影響。”
“你這個人盡是形而上學，要打什麼預防針囉！不要打！要受點影響才好，要鑽進去，深入角色，然後再爬出來……你們學校要不要你們讀《聖經》或佛經？”
“不讀。”姑娘答道，“要讀這些東西幹什麼？”
“要做翻譯又不讀《聖經》、佛經，這怎麼行呢？……”
毛又問：“‘知識分子’英文怎麼講？”
“不知道。”姑娘坦白。
“我看你這個人，學習半天英文，自己又是知識分子，不會講‘知識分子’這個詞。”
“讓我翻一下《漢英詞典》。”
“你翻翻看，有沒有這個詞。”毛說。
過了一會兒，姑娘答道：“糟糕，你這本《漢英字典》上沒這個字……”
“等我看一看。”毛說，“……這本《漢英字典》沒有用，很多字都沒有。回去後要你們學校編一部質量好的《漢英詞典》，把新的政治詞彙都編進去，最好舉例說明每個字的用法。”
“我們學校怎麼能編字典呢？又沒時間又沒人，怎麼編呢？”
“你們學校這麼多教員和學生，還怕編不出一本字典來？……”毛堅持道。
姑娘說：“好，回去後我把這個意見向學校領導反映一下，我想我們可以完成這個任務。”
毛在提出一些建議和一個警告後，結束了這次談話。
他告訴王：“你回去讀一二十本馬列主義經典著作，讀點唯物主義的東西。看來你這個人，理論水平不高，在學習上不要搞什麼‘5分’，也不要搞什麼‘2分’，搞個什麼‘3分’、‘4分’就行了。”
“為什麼不搞‘5分’呢？”姑娘問。
“搞‘5分’累死人了！不要那麼多東西，學多了害死人……我們的幹部子弟很令人擔心，他沒有生活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
兩個星期後，7月5日，毛和侄子遠新作了第一次長談。這樣的長談共有3次。此時這位年輕人尚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一位頗具天賦的學生。自40年代初，其父被處死後，他便進入毛的家庭。毛以一種父愛般可愛的語調開始了這次談話。
“這半年你有沒有進步？有沒有提高？”毛問。
侄子支吾道：“我自己也糊裏糊塗，說不上有進步。有，也隻是表麵的。”
毛似乎從中得到了某些慰藉。
“我看還是有進步的。你現在對問題的看法不是那麼簡單了……”
……
“你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是修正主義？”毛挑釁性地問。
遠新答道：“當然要學馬列主義。”
“那不一定，誰知你學什麼？什麼是馬列主義你知道嗎？”
侄子認為：“馬列主義就是要搞階級鬥爭、搞革命。”
毛評論道：“……到底誰打誰不一定。蘇聯……還不是資產階級當權？我們也有資產階級把握政權的，有的生產隊、縣委、地委、省委都有他們的人。有的公安廳副廳長也是他們的人。文化部都是誰領導的？電影、戲劇都是為他們服務的，不是為多數人服務的……”
侄子談了在學院中受到的政治教育。毛還鼓勵他進行適當的鍛煉。
“水，你已經認識了它，製服了它，這很好。你會騎馬嗎？”
“不會。”遠新坦白。
“當兵不會騎馬不應該……你摸過槍沒有？”
“有4年沒摸了。”這個年輕人承認。
毛搞不清不懂射擊的侄子應屬於哪種士兵。遠新回憶說，有一次遊泳，天氣較冷，水裏比岸上暖和，他上來後覺得很冷，說：“還是水裏舒服些。”
此話一出口，毛便生氣地瞪了侄子一眼說：
“你就喜歡舒服，怕艱苦。你就知道為自己著想，考慮的都是自己的問題。你父親，在敵人麵前堅強不屈，絲毫不動搖，就是因為他為了多數人服務。要是你，還不是雙膝下跪，乞求饒命？我們家許多人都是被國民黨、帝國主義殺死的，你是吃蜜糖長大的，從來不知道什麼是吃苦。你將來不當右派，當個中間派，我就滿足了，你沒有吃過苦，怎麼能當左派？”
“我還有點希望吧？”年輕人問。
“有希望好！……你要特別學會與你意見不同的人在一起工作。你就喜歡人家捧你。嘴裏吃的是蜜糖，耳裏聽的是讚歌，這是最危險的。你就喜歡這個……是否隻和幹部子女在一起而看不起別人？……”
在毛的的詰問下，侄子透露，他的課程不允許他有很多時間搞政治或接觸普通群眾。
毛非難道：“不對。階級鬥爭是一門主課……這樣一個政治教育完成了，我才算你畢了業。不然，軍事工程學院讓你畢業，我還不承認你畢業。階級鬥爭都不知道，怎麼算大學畢業？”
有一次，毛遠新動員毛去看科學新成就展覽會，毛發問：“你怎麼對這個有興趣？對馬列主義不感興趣？”
無論如何，侄子對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隻能說：“很少看，看不懂。
正是從上述這些談話中，毛逐漸下定決心，要造他的同僚的反，以阻止黨的明顯的資產階級化。
他的妻子江青也給他提供了依據。江正開始進入中國傳統戲劇改革者的角色。1964年，毛花了很多時間去看現代戲並提出了很多建議。然而，毛的一些同誌對江青幹預傳統戲劇並不像毛那麼充滿熱情。
北京市市長彭真評論說，革命戲劇“尚處在穿開襠褲、吃別人奶的階段”。江青尋求鄧小平對其工作的支持，但鄧的反應僅僅是：“對她的戲劇改革，我舉雙手讚成，可我不會留心去看演出的。
是年夏天，鄧又公開表露了對江青不斷增大的政治作用的不滿。毛的許多同僚亦有同感。鄧說：“有些人企圖通過批評別人為自己贏得名譽，踩著別人的肩膀往上爬……”沒有人懷疑，他指的是江青。然而，1964年底江卻被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她積極準備著在時機到來之際支持她的丈夫。
8月，毛在一次哲學討論會上說，學生應當下到農村中去接受階級鬥爭教育—即使他們身體欠佳，也應如此。“下去也死不了人，無非是感冒，多穿幾件衣服就是了。”
“大學生今年冬天就要開始下去，講工科、理科的現在不動，動一兩回也可以，所有學文科的、學曆史的、學政治經濟學的、學文學的、學法學的，統統下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員、學生，統統下去。去5個月，有始有終。農村去5個月，工廠去5個月，得到點感性知識，馬、牛、羊、雞、犬、豕，稻、粱、菽、麥、黍、稷，都看一看。”
康生插話，抱怨北京的一位一流經濟學家(14)“搞利別爾曼那一套，搞資本主義”。在此，毛以驚人的對資本主義的辯護作了回答：“搞點資本主義也可以。社會很複雜，隻搞社會主義，不搞資本主義不是太單調了嗎？不是沒有對立統一，隻有片麵性了嗎？讓他們搞……”
毛繼續為他曾經給予中國資本主義的衝擊不大而惋惜。“分土地給農民，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製改變為農民個體所有製，這還是資產階級革命範疇的。分地並不奇怪，麥克阿瑟在日本分過地，拿破侖也分過。土改不能消滅資本主義，不能到社會主義。”
“現在我們的國家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權力掌握在敵人或者敵人的同情者手裏。我們搞了15年，三分之一天下有其二是可以複辟的，現在幾包紙煙就能收買一個支部書記，嫁給個女兒就更不必說了……
9月，在杭州，一個法國使團在毛的鄉間別墅裏和他一起度過了兩個半小時，並發現毛的健康狀況不好。一個法國人認為毛清楚地知道自己處於震顫性麻痹症的早期階段。其他法國人則認為毛可能得過中風。當毛從一個房間走向另一個房間時，有位助手陪護著他，不時輕輕地引導著他走路。
有個法國人寫道：“毛不停地吸煙。從他晚間扔掉的煙頭數量來看，顯然他是位一天三包的人。他患有嚴重的吸煙者常患的咳嗽症，喘氣很重，帶著清晰的噝噝聲。”
“協調姿式時他也有些困難。毛是左撇子，要點燃香煙，他就得把火柴盒放在右手，然後用左手擦燃火柴。為了更好地把握這一過程，毛把雙肘置於椅子扶手上以穩住自己。
一位法國人談到了法國在東南亞的“新作用”，但毛打斷了他的話。
“自奠邊府戰役後，法國在亞洲沒有作用了。讓我告訴你一些你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的情況，在奠邊府，許多持槍者是中國人。”他說。
在回答經濟問題時，毛平靜地說：“中國人沒有經濟計劃……我們做過一個長期計劃，但錯了。從國外借用的太多了。在這方麵，我們的經驗比你們少，我們還沒有把一切事情辦好。
10月，尼赫魯來訪。毛對他解釋說，中國不想打仗，沒有原子彈。即使其他國家想打仗，那對整個世界來說也將是一場災難，會死很多人。毛相信，原子彈不會毀滅整個人類，所以不可能找到一個想和談的政府。尼赫魯答道，他是印度原子能委員會的主席，他知道原子彈的毀滅性。他相信，沒有人會從核戰爭中逃生。毛反對說，大概不會這樣。現存的政府可能被消滅，但其他政府會起而代之。
中國的核試驗實際上是在1964年10月16日獲得成功的。它既標誌著毛在5年前蘇聯核顧問撤離中國後的“單幹”的決心的勝利，而且更特別地標誌著從事核試驗的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核科學家的勝利。後來，在一次討論經濟計劃時，有人說中國必須趕超其他國家的技術水平。毛讚同道：“是的，我們要有……管它什麼國，管它什麼彈，原子彈、氫彈，都要超過。
在12月20日中央委員會的一次工作會議上，毛對共產黨的15年統治所作的總結是：地主和富農乃幕後主宰，主張傑出人物統治論的腐化幹部則在台上表演。為了農村社會自身的改造，必須純潔那些正在指導改造的政治機構。有必要向貧苦農民表明，他們可以像以前鬥爭地主那樣鬥爭壞幹部。至於墮落的分子，我們應給他們貼上“新生資產階級”的標簽。
有位與會者建議，讓普通群眾來處置腐化幹部，因為群眾是寬容和通情達理的。毛反駁道：“有時不能這樣。群眾一旦發動起來，會有很大的盲目性。我們也有盲目性。”
藝術家的背叛也沒有逃過毛的注意，他在同一個會議上講，音樂家傅聰已經跑到美國去了。我說這是件好事。讓這種人留在國內有什麼用？
1965年1月，毛和埃德加·斯諾在晚宴中談了4個小時。斯諾報道，毛適量地吃了一餐湖南飯菜，“喝了一玻璃杯或兩玻璃杯的中國葡萄酒，和過去一樣，極為搪塞。晚上，他大概抽了10支香煙。”
毛透露，他讀了馬克斯威爾·泰勒將軍的書《音調不定的號角》。他說，美國不可能贏得越南戰爭。但，贏得過從英帝國主義那裏獲得獨立的進步戰爭，然後又贏得了創建自由勞動力市場的國內戰爭。華盛頓和林肯都是他們時代的進步人士。當美國首先建立共和國時，引起了歐洲所有戴皇冠者的仇恨和恐懼。美國人是革命者，現在他們需要為擺脫本國的壟斷資產階級而鬥爭。
蘇聯批評中國“搞個人崇拜”，有證明嗎？毛認為，斯大林一直被說成這種崇拜的中心，而赫魯曉夫一點也沒有。大概正由於赫魯曉夫沒有這種個人崇拜，所以他跌倒了……
毛說，他讀了美國人在貝肯尼島核試驗6年後所做的有關這一地區的調查報告。報告表明老鼠、魚、鳥和植物生長狀況良好。對細菌、鳥、老鼠和樹來說，原子彈的確是紙老虎。對人可能不同……毛說，他聽說美國有部電影叫《在海灘上》，顯示了核戰爭給世界所帶來的末日。那是一部科學影片嗎？
斯諾詢問了中國的人口問題。毛答道，他的確不曉得。有些人說6億8千萬或6億9千萬，但他不相信。怎麼可能這麼多？農民有時把事情搞得一塌糊塗。
斯諾問道，他能否從毛這裏給約翰遜總統帶個信兒。片刻的沉默後，回答是：不！然而，毛的確期望改善中美關係，盡管在他的有生之年沒人強製他這麼做。此時，毛正準備很快去見上帝。在談話中，他回憶了兩個弟弟、他的第一個妻子以及他們的兒子是怎樣被殺的。多麼奇怪，直到今天，死神依然從他身邊溜走。他不止一次地準備過死，但死神似乎不需要他。
中國將屬於後來人，他們應當比毛更富有知識，將根據自己的社會價值觀開展革命工作。活在人間的毛變化得越來越快。他說，從現在起，1000年後，我們所有的人，甚至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可能顯得荒唐可笑。
關於目前中國的政治，毛沒有向斯諾談得很多。6年後，當他們再次重逢時，毛解釋說，1965年，有許多權力已滑出了他的控製範圍。但是，他準備東山再起。所以，第一步發動了一場無關痛癢的試驗性運動。
毛向同僚們提交了一份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23條綱領。劉少奇的反應十分消極。後來，毛披露正是這時提高了他對劉的警惕。
毛的23條中的第一條是講，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必要性。劉少奇無疑從這種威脅裏看到了一場沒有必要在領導層內進行的製造不和的政治迫害。但是，他所持的強烈反對態度必然會使他在公眾麵前自我確定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到1月底，毛決定劉必須“開路”。
毛還得出結論，官僚事實上已經變成一個新生的統治階級。他寫道：“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怎麼會認識是非呢？毛要求每個中國人都要學習模範農業生產隊大寨，那裏不存在這些弊病。
3月，毛向來自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訪問者提出了坦誠的軍事建議：“有些外國人在中國上學，學軍事。我勸他們回去。不要學太長。幾個月就行了，課堂上盡講，沒有什麼用處……大多數時間可以在本國，或者根本不出國，就可去那裏。
1965年春，毛繼續在華中和華南作長途旅行，以準備發動反對劉和其他人的運動，並促使外國人加強對其健康狀況的窺察。5月，他在過了40年後第一次回到井岡山根據地。他曾經在這裏創建了現在他企圖擴展到全中國去的程式。5月27日清晨，毛爬上了通往頂峰的山坡，縱觀昔日每天生活於其中的景色。他把昂揚的激情渲瀉在一首詩裏：
西方報刊報道了下述傳聞，說毛得了中風病，正住在上海或杭州的醫院裏。據言，他在某個公開場合行走困難，不能說話。毛曾承認他所發表的東西並非都出自親筆：“現在寫東西都是由秘書寫，自己不動手。”他帶著痛楚的表情又說：“自己總是不動手，靠秘書，不如叫秘書去擔任領導工作好了。—這大概指的是江青和陳伯達。
毛當然在1965年去看醫生了，而且這促使他發出了一個對醫生大加嘲諷的指示：
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隻給全國15%的人工作，而且這15%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還有一件怪事，醫生檢查要戴口罩，不管什麼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傳染給別人？我看主要怕別人傳染給自己。要分別對待嘛！什麼都戴，這首先造成醫生與病人之間的隔閡。
城市裏的醫院應該留下一些畢業後一二年本事不大的醫生，其餘的都到農村去。
8月，一種世界上最為暢銷的出版物《毛主席語錄》—“紅寶書”第一次麵世，它成為毛重新掌權的宣言。“紅寶書”的曆史可以追溯到1960年，當時林彪作為毛的新國防部長，印了一批毛說過和修改過的話在軍隊中散發。一兩年後，林在軍隊報紙《解放軍報》上開始了用醒目的粗體字在方框內刊印毛的語錄的習慣。1964年，林又印製了一種由摘錄毛的著作中的某些段落編輯而成的袖珍書本，以便士兵們帶在挎包裏。它就是1965年8月1日麵世的第一個正式版本的《語錄》的原祖。在以後的幾年中，由解放軍總政治部編輯的這本《語錄》不斷重印發行。
1965年8月3日，毛對即將來臨的事件作出了最為明確的暗示。安東尼·馬爾羅遞交給毛一封查爾斯·戴高樂的信，並與毛進行了長談。當時在場的有劉少奇、法國大使和其他中國領導人。毛談到了知識分子的惡劣影響，特別是在青年人中的影響。魯歇·佩耶爾大使表示異議，在他看來，中國學生是信仰毛的理想的。毛對此表示懷疑。
毛說：“青年人必須經受考驗……”—這是對即將到來的“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暗示。馬爾羅注意到，毛仿佛是在向一個想象中的反駁者演講，仿佛在說：“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它必將如此。”—甚至仿佛正在通過馬爾羅說給劉聽。
毛聲言：“蘇聯修正主義是……叛徒，正在複辟資本主義，不知道歐洲為什麼不滿意。”
馬爾羅不同意地說：“我相信他們並不想恢複生產資料私有製。”
“他能肯定嗎？看看南斯拉夫！”
馬爾羅發現毛走路時僵硬而緩慢。但他評論道：“並不衰老。他富有康門迪圖爾塑像般的那種不平衡性。走起路來像是從某個帝王墓穴中鑽出的傳奇性人物。”
毛說：“赫魯曉夫似乎認為，共產黨一掌握政權，革命就算成功了。—仿佛革命隻是民族解放問題。”
接著，毛又嘲笑了考茨基的遺訓“共產主義意味著生活水平的提高”。毛評價說：“當然！遊泳是穿運動褲的途徑之一……它不是用赫魯曉夫代替沙皇，用另一個資產階級—縱然它被釋作共產主義者—代替這個資產階級的簡單問題。就像婦女一樣，當然有必要首先給她們法律上的平等。但此後仍有工作可做。我們認定導致中國停滯不前的思想、文化和習慣必須清除，尚不存在的無產階級中國的思想、文化和習慣必須樹立。中國女性的形象還沒有在群眾中樹立起來，但她開始想樹立了……革命……沒有勝利，它需要幾代群眾和幹部的共同努力。”
他們一直走到馬爾羅停車的台階那裏。毛又說：“在這場鬥爭中，我們是孤立的。”
“並非第一次。”馬爾羅說。
“我會單獨和群眾在一起。等待。”這位法國人發現毛的語調中帶著怨恨、嘲諷，特別是自豪。他並不是代表同僚們說這番話的，因為他把他們丟在後麵，無法聽到他的話。隻是在離開同僚後，毛才開始慷慨議論。他走得比他的身體所允許的速度更慢，目的是要和一位同情其處境的外國人多談點個人見解。
毛繼續說：“修正主義毀滅革命。我對你講過革命也要有感情……可人們不想終生負有革命負擔。中國共產黨人隻有1%在農村，黨的老衛隊中的幸存者一直長於行動；另一方麵是整個教條主義的青年一代，教條主義牛糞不如……不管你們的大使怎麼想，年輕人正顯出危險的傾向……是該表明還有另外一些人的時候了。”
道別的時刻終於到了。
“我是孤立的。”毛重複道。突然，他又放聲大笑：“嗯，有些遠方的朋友，請轉達我對戴高樂將軍的敬意。
此後不久，毛在一首詩中譏諷了蘇聯的共產主義形式並激勵自己去鬥爭：
林彪是唯一堅持支持毛的人物。毛在9月和10月企圖說服同僚們在黨內進行新的整風運動的努力沒有成功。其他人仍在批評毛。劉少奇和鄧小平甚至力主恢複同蘇聯人簽訂的條約以保衛中國免受轟炸越南的美國人的襲擾。
無論如何，毛堅決反對這種主張，並堅持中國必須有自己保衛自己的信心。反過來，其他人則拒絕他要求急劇改變文化和教育政策的提議。彭真宣稱：“即使是主席，如果錯了也要接受批評。”鄧小平日後則被斷言為“冷酷地割斷了與毛的聯係”。
毛意識到他在北京是無望的，這裏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謹慎而無決心。作為一種特有的姿態，他離京前往南方並絕望地轉向他妻子那一派政治朋友方麵。在周密地安排好他的最後一次龐大的政治運動後，毛長達9個月沒有回首都。
毛用來反對黨內保守派的直接口實是北京市副市長彭真保舉的人—吳晗所寫的戲劇《海瑞罷官》。它是毛所需要的巨大震動的前奏。基於明朝一件小事寫就的這個劇本，事實上很少暗含著對1959年彭德懷事件的評論。其主調可以從其中的一段台詞裏得到評判。那是一位大臣—海瑞（即彭德懷）說給皇帝（即毛）聽的：
“……你前些年倒還做些好事。這些年呢……你的心迷惑了。過於苛斷，你的性情偏了。你自以為是，拒絕批評，你的錯誤太多了。”“天下的人不滿意你已經很久了，內外大小官員誰都知道。”(15)
中國讀者不會不去類推。
後來，毛在北京向朋友們解釋，他“建議江青同誌組織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罷官》。但就在這個紅色城市無能為力，無奈隻好到上海去組織。江青抱怨右傾分子通過秘密打入其組織的代理人密切注視著這一事件的進程。
“無論我走到哪裏，他們都尾隨著；他們安裝了竊聽器，對主席、林副主席、總理和我搞間諜活動……然而文字工作畢竟在上海黨的第一把手柯慶施的幫助下，由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完成了。
1965年11月10日，第一篇文章在上海刊出。但不管怎樣，北京的《人民日報》不予理睬。第二天，彭真讓一位助手給上海掛電話，想找出是誰未征詢他的5人小組的意見便賦予作者這樣的權力。北京的5人小組是負責文化改革運動的機構。張春橋答道：“毛澤東。”彭的助手未發一言便掛斷了電話。12月，就全國範圍內刊印這篇文章的問題，兩個城市之間展開了意識形態之戰。月底，彭真在北京黨的一次會議上問他的一位同事：“吳晗現在怎樣？”
回答是：“吳晗很緊張，他感到批判是有來頭的。”
彭說：“不管有無來頭，我們隻追求真理。實際上，每個人都是平等的。
11月29日，毛使上述問題進一步激化，他在其盟友林彪控製的軍隊報紙《解放軍報》上刊出了那篇文章，並在電台裏進行了廣播。這樣一來北京再無借口可憑，隻得照做。直到彭真仍然可以把吳晗當做替罪羊推出來，讓他向毛投降，從而保住自己的地位與權力。但是，他作了支持下級的選擇，這就使這場鬥爭演化為彭與毛之間的抗衡。
毛正在充分利用他的“秘密武器”—他的個性和衛隊，特別是8341部隊。早在夏天，毛就通知該部到農村和工廠去宣傳和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在杭州召開的一次黨的會議上，毛向科學和文化領域內的修正主義發起了攻擊。彭真出席了這次會議，此時他是毛的主要對手。毛把注意力集中在幹部、學生和農民之間不斷增大的令人震驚的鴻溝問題上。他說：“我曾給我的孩子說，‘你下鄉去，跟貧下中農說，就說我爸爸說的，讀了幾年書，越讀越蠢。請叔叔伯伯姊妹兄弟做老師，向你們來學習。’”
特別是人文學科需要改造。毛點出了吳晗的戲劇，認為它有敵對性。
接著，毛話鋒一轉，以其領袖特有的方式提到了伯翰德·羅素的一個進步，“羅素送給我一本小冊子，可以翻譯出來看一看。羅素現在政治上好了些，反修、反美、支持越南，這個唯心主義者，有點唯物了，這是說的行動”。
這轉而引出了一種對社會折中主義的不尋常的辯護：“一個人要做多方麵的工作，要同各方麵的人接觸，左派不能光同左派接觸，還要跟右派接觸，不要怕這怕那。我這個人，就是各種人都見過……”
接著，親毛的一位激進者做了極富諂媚特征的插話。而後，毛認為人們應當用更為大眾化的形式寫作。
“我們這些人都是‘學生腔’。”毛抱怨道。
“主席除外。”陳伯達插話。
這次，毛接受了恭維，而在其他場合他通常是迅速地加以反駁的。
毛很不謙虛地讚同道：“我做過農民運動、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國民黨運動，做過二十幾年的軍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
然而，在清黨的問題上，毛依然沒有如願。後來，他回憶說：“當時多數人不同意我的意見，暫時隻剩下我自己。說我的看法過時了……
1965年在家庭的聚會聲中結束。毛的兒子岸青及其妻子探望了這位老人。根據這對青年夫婦回憶，毛“欣然揮筆為我們書寫了”一首詩。
毛和江青所生的女兒李訥也長大了。1966年，在她學業結束時，毛為她題詞，內容是四條建議：
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三、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四、在命運的痛擊下，頭破血流，但仍不回頭。
1966年一開始，這位姑娘的母親江青便以毛的思想為依靠邁出了進入政治領域的決定性步驟。她與林彪達成協議，主動讓國防部長同享她的文化特長和作為主席的妻子的有利政治條件。林則在軍隊等級的最高峰給江安排了一個職位以示回報。林交給江一個任務，去上海負責召集一次部隊的文藝座談會。
在江青抵滬前，林告訴他的人：“江青同誌昨天和我談了話。她對文藝工作方麵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
這預示著毛的妻子生涯中的一個新階段的來臨，她開始被描述成“折射陽光的月亮”。用她自己的話說，至今她依然“作為主席的秘書而工作。我的主要任務是調查國際問題。在文化和教育領域，我算是機動哨兵。就是說，我訂閱一些期刊和報紙，進行仔細檢查，把所有我認為值得注意的東西提交給主席……許多年來，這一直是我的主要工作內容”。1966年以後，她又把這些職責同作為中央委員會常委秘書的職責結合了起來。
林在公開講話中，對毛是千吹捧萬奉迎。他寫道：“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他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
毛不得不違背自己較為理智的評判容忍上述頌揚，因為林實際上是他在黨的高級官員中的唯一同盟者。同時，毛正在宣揚造反的理論，特別是造宣傳部的右傾分子的反。因為他們正在“取締和壓製”左派的工作。2月，毛抱怨：“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我曆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同月，他還指出：“愚民對專製君主有利，而讓人民聰明起來則對我們有利。”
然而，政治局在毛缺席的情況下，接受了彭真的決議案，有效地挫鈍了文化革新工作的鋒芒。對此，毛表達了他的強烈不滿。8月，在杭州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毛聲討了北京市委的罪狀，第一次談到了需要一場文化革命。
毛離開杭州後，繼續前往廣州郊外的從化溫泉別墅，一星期後，他經曆了最後一個促使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挫折。一個同情莫斯科的日本共產黨代表團訪問了他。毛告訴他們，中國與美國之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最遲在兩年內”發生。他預計俄國會把美國對中國的進攻作為它占領中國東北的前奏，“結果將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和蘇聯軍隊隔長江對峙。”（他的預言並不像40年代那樣準確。）
日本共產黨人請求毛采取積極措施轉運蘇聯援越物資，當時這需要忍受美國人的轟炸。毛極為震驚。他決不會同意運送來自修正主義蘇聯的援助，哪怕它是對第三國的。（中國人繼續援助越南。戰爭結束後他們宣稱，給予越南的支援要比蘇聯人多。）毛的一位助手向他披露，蘇聯人一直在利用中國鐵路向北越運送軍用物資。
毛對於他們忽視如此重大的問題十分氣憤。他當著日本人的麵向助手們大喊：“你們待在北京的人都缺乏判斷力！”由周恩來和日本代表團簽署的涉及中蘇兩國支持北越的聯合行動的公報，在毛的盛怒之下被廢棄了。日本人想就援助越南共產黨人這樣單一的問題在兩個共產主義巨人之間進行調停的努力失敗了。
毛在日本人麵前對自己的脾氣稍加掩飾後，於同日晚些時候發出一道命令解散原黨的中央宣傳部、北京市委和負責文化改革的小組。他投身到與彭真的全麵對立之中。
現在，“文化大革命”正式展開了，它譜寫著毛漫長而功勳卓著的生涯中最驚心動魄的詩篇。毛自己把這場革命描繪為“課堂裏學不到的政治課”，然而這門課把中國導向了“混亂的邊緣”（毛的大多數同僚會說，已越過了邊緣）。為這場革命設計的方法則含有雪恥的因素。
江青對此作了最充分的界定，她說：“我們要考慮的不僅是50天（1966年夏，毛一度被迫離開劉少奇的北京王國）和17年（1949年至1965年，毛的話未得到遵從），而且是19年到30年。這大概是毛在漫長的生涯盡頭，為實現至今仍令他難以著手的所有改造和革新而做出的孤注一擲之舉。
由於認定共產黨自身已經變成了官僚主義和反革命的黨，所以大街上的普通群眾必須與既得利益集團作鬥爭。毛和兩部分人結成聯盟—軍隊和學生—以強力推翻黨。他之所以能依靠軍隊，是因為軍隊忠於他和他的追隨者、當了7年國防部長的林彪；他之所以能依靠學生，是因為青年一代總是激進的並時刻準備剝奪執政的守舊者的權力，而不論其政治色彩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