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變化或許也加劇了中國工程隊的孤立感。Tarakea Guesthouse像是小鎮上的孤立島嶼。院門一關，這裏就是獨立的中國人世界，聲音、味道、雜亂習慣，都是中國式的，就連廚房裏的黑人女工都熱愛上熗炒圓白菜。你幾乎在院子裏都聞到那種思鄉之情，這其中混雜著厭倦、喜悅、疲乏和某種空虛。很多同事已經回國了，他們是最後的留守人員。
對這裏的年輕人來說，那種厭倦和喜悅感似乎都更強烈。他們來這裏最短也一年多了，這也是他們第一次出國。來到異地的新鮮感業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慣性。工程的最後階段，也是最繁忙的時期，同事們走了大半，他們要承擔起以前兩三個人的事，在空餘的時間裏，他們用上網和睡覺來打發時光。
在睡夢中，他們必定被自己的青春騷動弄得難安吧。8月7日的夜晚，他們在我的房間裏閑聊。我們談到了這裏的酒吧和姑娘。他們說起黑人姑娘那美妙的舞姿——她們特別會抖動自己豐滿的臀部，性感和節奏感無人可敵。他們隻偶爾去小鎮的酒吧，讓他們流連的是更大的城市Arusha——它經常被稱作“非洲的日內瓦”。而且他們在那裏還留下一些足以回味的記憶——獨自坐在酒吧裏，一個黑人姑娘走過來，一句話不說，或者僅僅是斯瓦希利語的“你好”，就把一個保險套放在桌上，然後伸手指指門外。“她不好看”，他們自言自語，仿佛表明，隻要她夠好看，他們就肯定有勇氣和她出去。
我問他們這段時光的收獲，除去學會以本地語言和黑人工人打交道，以及比國內更高的收入，還有些什麼？意外的是，他們說起了阿康，說起他們對中國看法的改變。
在人群中，阿康和彭老大一樣引人矚目。後者依靠的是他的身形和音量，而前者則是他說話的速度和信息量。阿康擁有傳統中國讀書人那樣的瘦弱和一望可知的理解力。他的表達像是勻速的水龍頭，一個詞接一個詞，一個句子接一個句子，從來不停。在一起吃飯時，他和彭老大，像是兩個相互搶話的常年搭檔，分別用密度和強度來擊倒對方。
三十九歲的阿康1987年進入成都科技大學研究水利，他的論文是有關三峽大壩的瀉洪。“那真是四億人頭上的一盆水，”他說，“如果三分之一的水壩垮掉，長江水將淹到南京，上海的外灘也會消失。”談起二十年前的論文，阿康似乎仍感到激動。他的論文也是巨大的三峽工程論證過程中的一個小小的注腳。但很可惜，這些質疑聲音，在決議討論時，都逐一被富有技巧地遮蔽了。
或許因為出身於受迫害的知識分子家庭，阿康很早就對中國的現狀持有懷疑。他批評的嚴厲性，隨著他年歲與閱曆而增加。“做一個中國人有什麼值得驕傲的，”他對國內的習慣性思維哧之以鼻，“它隻是地理上的偶然。拿著中國護照出門，在哪裏碰到的都是更多的審查和麻煩。”他記得在羅馬機場，因為中國護照而招來的不必要的麻煩——移民局官員總是擔心他們是非法移民。幾年前，他移居新西蘭。這個大洋之上的島國，與加拿大、澳大利亞一樣，既是那些對未來中國的環境和製度缺乏信心的中國人的向往之地，也是中國官僚體製中的敗類們轉移財產的地方。老康的鄰居裏有一位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他在中國南方某省的地方公安局負責人的父親，將超過一億元人民幣轉移到他的名下，在此過著樂不思蜀的生活。
他對中國的非洲政策也持有批評態度。“外交是內政的延伸，”他說，“蘇丹、津巴布韋、盧旺達，我們似乎總是支持當地政府，對於種族仇殺，經常以不幹涉內政為由而坐視不管。”他記得，童年印象裏中國親密的盟友——柬埔寨的波爾布特政權——最終被證明是多麼血腥。他把批評也擴大到在非洲的中國公司的競爭策略上。這些工程公司正在把國內的權力因素、過度競爭引入到非洲市場。它們相互壓低價格，在短期內獲得了很多訂單，但長期來看，這種競爭難以為繼。自1990年代初，阿康就在尼泊爾、埃塞俄比亞的中國建築工程機構工作過。一年半前，他來到Tarakea。那時，他厭倦了新西蘭過分安靜的生活，被從前的老同事介紹到這裏。他條理清晰、表達能力強，還有英語熟練，很快贏得了信任，如今他兼任工程項目的英文秘書、出納、采購，和某種意義上的啟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