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饑腸轆轆，被帶進了食堂。旅館原來的天井，加上幾塊鐵皮板變成今日的飯堂。非洲小鎮的氣氛驟然消失了。三張暗色木桌，牆邊一台三十四英寸長虹電視正調到CCTV4，播放著奧運火炬的傳遞畫麵，電視上方則是落滿灰塵的紅條幅，上麵有四個白紙剪出的漢字：春節快樂。
“是今年，不，是去年掛上去的。”五十五歲的蒲師傅似乎對自己的記憶不太確認。他個子不高，端正的方臉，黑灰白相間的短發，分明地立在頭頂，像是50年代黑白電影中忠厚的老大爺。不過，比起那個年代單調的愛憎分明，他的音調柔軟與緩慢得多。他是四川南充人，自從1995年第一次前往烏幹達以來，他已經斷斷續續在東非生活了十年，中國的工程師與工人們可以容忍不同的氣候與環境，卻不可能改變自己的舌頭與胃，他們最需要的是廚師。
當蒲師傅將三碗覆蓋著荷包蛋、黃瓜片、紅色辣椒油的麵條端出來時，我難以表達內心的感受，仿佛意識到味覺與食物，才是將中國人聯係在一起的真正緣由。
六點半，食堂的鐵鍾敲響了幾下，工地上的人們陸續走進來。廚房裏的兩位黑人女工將醬牛肉、紅燒雞塊、圓白菜，還有一瓶老幹媽辣醬擺到桌子上。
十幾個人，大多很年輕，最小的一位二十六歲，來自湖北，有一張修長、漂亮的臉，像是“快樂男生”的候選人，這兩天他正忙於道路檢修。
“彭老大。”他這樣稱呼項目經理。四十七歲的彭中華身材魁梧，聲若洪鍾，穿著一件藍格子襯衫，腳下是一雙黑布鞋，有一股革命者的豪情。事實上，他正出生於革命老區湖南茶陵。他是那一代人的幸運者，十七歲時成為恢複高考的第一屆學生，而且考取的是著名的同濟大學建築係。1982年畢業時，他趕上中國的第一次建築浪潮，到處都在修建新的房子。中國社會也麵臨著各種匱乏，電器、房子、娛樂，當然也有人才。彭中華的職業生涯受惠於多年社會運動、教育中斷所帶來的人才斷層，在那家大型國有建築企業裏，他迅速地攀升，不到四十歲時，已是正廳級幹部。幾年前，一場人事鬥爭後，他調到目前這家湖南工程公司。在坦桑尼亞的這條山間公路，是他在新公司開始的第一項工作。這既是他第一次出國承包工程，也是他第一次修建公路。
四年前，他和另三位同事來到這個乞力馬紮羅山腰的小鎮。那時，他們對即將開始的工程心懷樂觀，以為隻要兩年時間就可完工。但很快他們就發現，現實比他設想的困難得多。當地的材料比預想的要貴，找不到合適的水源，當雨季到來時必須停止施工，當地招募的黑人工人比想象的難以管理，監理公司的要求嚴苛……總之，合同上的預算和時間，都難以滿足現實的要求。
當我們到來時，最繁忙與困難的時刻已經過去。高峰時期，曾經有三十多名中國工程師和五百多名本地工人一起忙碌，前者是後者的指導者與管理者。
這像是對中非關係的某種陳詞濫調的展現——中國或許是非洲最後的希望。自從1960年代歐洲的殖民國家紛紛獨立以來，非洲國家——尤其是撒哈拉地區，從希望墮入了螺旋式的下降，獨裁、種族仇殺、腐敗、疾病、貧窮都扭曲到一起。看起來，來自西方的選舉、自由、製裁、援助，對這塊大陸似乎都沒什麼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