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一次的法華鎮路
舊軍隊拖著革命的步伐
或許也打這裏走過
或許落伍的遊兵散勇
遠遠繞開還在幸福的家庭
活到了，活著了，活過了，活完了
——《一生一次的法華鎮路》（節選）
孟浪
本名孟俊良，浙江紹興人，1961年8月生於上海吳淞。著有詩集《本世紀的一個生者》、《連朝霞也是陳腐的》、《一個孩子在天上》、《南京路上，兩匹奔馬》等。1988年與徐敬亞等人合編《中國現代主義詩群大觀1986—1988》。現旅居美國波士頓和中國香港。
相信關注中國新時期詩歌的人們沒有幾個沒聽說過《中國現代主義詩群大觀1986—1988》這本“紅皮書”。
大部分詩人在提到這本書時，首先想起的是排在編者第一位的徐敬亞。有意思的是，我首先想起的是孟浪。因為他那放浪不羈的大胡子，因為他是比“朦朧詩人”離我更近的“第三代詩人”。“紅皮書”編撰的大部分工作，就是孟浪和徐敬亞等人一起承擔的。
想起孟浪，還因為在閱讀這本書之前，曾被他的長詩《凶年之畔》“嚇唬”過。
那是1993年，我還在四川讀書，盡管喜歡詩歌已有多年，但心智和生活遠未賦予我理解一首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詩的能力。因此，當我打開《燈心絨幸福的舞蹈——後朦朧詩選萃》（唐曉渡編，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時，我的目光更多地停留在海子、韓東、李亞偉的詩篇上。最後，《凶年之畔》成了那本厚達三百頁的詩選中唯一沒有讀完的長詩。“虛無，像寶石一樣鑲嵌/在另一顆更貴重的寶石裏”（孟浪：《大地的概念》），而我還年輕，不懂得什麼叫“虛無”，什麼是真正的“寶石”。直到2000年以後，我的閱讀視野從單一的文學作品拓展到曆史、哲學和思想領域，才領會到這首詩中暗含的感傷、失落與憤怒。看來《聖經》說得沒錯：“因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煩；加增知識的，就加增憂傷。”
一
1978年，孟浪考入上海機械學院（現上海理工大學），學習精密儀器工程專業。在這所工科大學裏，一大批與專業無關的人文讀物，特別是哲學和語言學類圖書，深刻地影響了孟浪後來的詩歌創作。1982年，孟浪大學畢業，分配到上海光學儀器廠。兩年後，任該廠下屬一個小廠的副廠長，當時他已經是一個小有名氣的先鋒詩人了，而當他以“副廠長”身份出現在歌圈時，詩人們還以為他是一個可以給民刊帶來讚助的大老板。其實當時孟浪的工資也隻是七八十元人民幣，而且是唯一的收入。
20世紀80年代前期，孟浪曾經扮演過詩歌旗手的角色，他走南闖北，聯係了大批詩人。西川在《麵對一架攝像機》一文裏，談到過孟浪當年的“孟浪”：
到了80年代整個是詩歌的黃金時代，那個時候有點像“文化大革命”的“大串聯”，我可以走哪兒吃哪兒，走哪兒住哪兒，隻要是有人寫詩的地方，就有朋友。我這兒也接待過好多人，後來我都招架不住了，我就在我的辦公室門口貼了個條：“自備飲食”，“談話不得超過一個鍾頭”。那些來的人裏，其中有一些怪七怪八的。比如說上海那個時候有一個詩人叫孟浪，現在去美國了，還有一個叫默默，一個叫鬱鬱，他們三個人在全國旅行。那個時候我們還不知道上海有什麼寫詩的人，他們這麼一旅行就把詩人全串起來了。這個地址呀、電話呀什麼的亂七八糟的都串起來了。所以在那個時候我就跟上海的一些寫詩的朋友，比如陳東東嗬，就建立聯係了，有些還是很久以後才見的麵。一開始都是寫信，互相寄各自辦的小刊物小雜誌。而且孟浪他們這幾個人嗬，是一路走一路偷，偷書嗬，各個書店裏偷書。有一次在北京琉璃廠一個叫什麼的書店，商務印書館門市部。我老去這個書店，都認識人家了，可孟浪在裏麵撅著屁股，把書架底下的櫃子門打開，直接把書從領口蓄進襯衫裏，別人在後頭還看不見他。我說你在這兒幹什麼呢！我常來這個書店，我怕人家抓著他。在西藏的時候，他們在一個圖書館看到一套當時特別難找的書，就是弗洛伊德的一套書，鬱鬱想我明天就去把這套書偷來。結果呢，第二天他一去，發現這套書已經沒了，回到旅館一看這套書已經放到孟浪枕頭邊了，他已經事先給偷回來了。
1993年，孟浪從上海赴大連，擔任大連一行廣告公司、一行影視公司文字總監。
真正改變孟浪的人生道路的是1995年。那年秋天，孟浪接到美國布朗大學的邀請，去該校擔任駐校作家。三年駐校作家項目結束後，孟浪搬到波士頓，在一家劇場兼畫廊工作。從2003年開始，孟浪在波士頓和香港之間來回居住、寫作，也繼續做一些文學編輯方麵的事務。
從1995年至今，孟浪已經在海外“浪蕩”了十多年，長期遠離母語環境，自然會給人一種漂泊無依的孤獨感。如果用孟浪的作品來說明他的詩歌精神狀況，下麵這些句子可以當作風向標：
由母親陪著練琴的孩子們
由母親送到世上的孩子們
琴房太遠太遠了
在世上看不見了
——《一生的琴》
在這裏，“琴”無疑是美好事物的指代，“琴房”自然是美的載體，承載美好事物的土壤“太遠太遠了，在世上看不見了”。因失落而導致的複雜心理蔓延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