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正果的觀察和批評引起文學人類學界的思考，這是文學意義上的文學人類學的三大問題之一，即對文本的單一關注失卻了處於特定時空背景中的文本的田野情境特性，亦即其說的“曆史的上下文”。這種沒有情境參與的純文本解讀必定會遺漏田野情境的重要信息。其次，國內目前的專著或論文所關注或解讀的基本上都是“民俗意趣較濃厚”的文本（這當然與人類學知識的民間性有關），而它反映出當前研究中選材的局限性。這直接導致了第三個問題：既然選材是有限的，那麼“重建世界文學”的構想就不免變得虛烏。這種宏大目標的提出本是期望通過對文本的詮釋和比較獲得對“普遍真理”的認識，但由於能夠被詮釋和比較的文本是有限的、不完全的，因此很容易得出一些附會的解釋。
人類學者在文學人類學領域的介入相對較晚，影響較小，即使在人類學內部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雖然林耀華寫於20世紀40年代的《金翼》可以說是人類學小說的典範之作，但卻勢單力孤，真正在國內提出集中探討文學人類學話題還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其中比較突出的學者主要有李亦園、莊孔韶、彭兆榮等人。他們先後進行教學、講座、引薦、研究，發表了係列論文和專著，推動了人類學對這一領域的關注和這一學科的建樹。
文學界的文學人類學研究，嚴格說，應該屬於文藝理論批評的一個新學派，基本屬於文化學範疇；而人類學領域內的文學人類學，是人類學的一個分支學科。莊孔韶教授自1994年由華盛頓大學回到中國大陸起，即演講介紹這一學科，並在其主持的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係的教改中，增設了這一課程，致力於這一學科的建設研究和創作實踐，撰寫、發表和組織翻譯了數篇理論文章；2001年莊孔韶主編教育部重點教材《人類學通論》（山西教育出版社）專章論述了文學人類學；同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莊孔韶《“獨行者”人類學隨想叢書》，收錄了其人類學詩歌、小說、散文、隨筆、攝影等多種表述方式的人類學作品。這些可說是人類學意義的文學人類學在中國的重要專業成果，而後者可稱中國人類學界文學人類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它以諸種文學形式，嚐試不同種族、人觀下人性、人格的比較、勾連與透視。在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更多聯係中，莊氏認為，詩的形式對於人的情感和靈感的直覺表達，優於學術論作的“寫自”、“道白”，而含蓄和直覺一直是從中國文化哲學到民眾思維方式的一個重要成分，這正是中國詩的發展曆久不衰的文化基礎之一，附以人類學的觀點入詩則如同往詩壇的磨盤裏注水，其益處顯然是可以期待的。詩人如同被神靈抓住的薩滿那樣進入角色，賦有人神傳通的中介內涵，以及儀式和場景中被他的族眾用心靈接收的、又經常被外來的考察者誤讀的詩意。人類學詩，是在常規比較文化研究中尋找人性的精髓和文化意韻之流程，發現文化差異和透視不同族群中人的本質，作為詩比興的鋪墊，是人類學入詩的基本點，人類學詩正是以文化相對觀達到雅俗共賞。在此，我們不難想到謝林頓（C.Sherrington）曾提出過的“心智”觀，它包含願望、熱忱、真性、愛、知識與價值，認為沒有這些也就沒有信仰、希望和善舉，也就排除了動因、力量和引力，以及角色和文化，它們在我們的世界中無處不在、無所不能。因而情感不僅是文化的造物，文化亦是情感的造化。而“正是被記憶和預期的感覺活動……正是由想象塑型的感知，給了我們我們所知的外部世界……借助我們的思維和想象，我們有感情而且有感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