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方法的不足，不僅在於受訪者的“虛擬”，還在於有意刪去某些真實，從而將變了味的故事講給大家聽。我采訪的一個女知青，有一個非常隱私的事兒。她跟農民結婚，按我過去的理解，那原因再簡單不過了，一個是出身不好，一個是生活太艱難，沒有別的東西了，可她談到這個問題，卻說那麼早在農村結婚，跟當初的性經曆有關。可是到底有多大的關係，她也不好說，我也不好問。這個事件一直到現在還纏繞著她，她總說：我就弄不明白，這個經曆對我怎麼產生了這麼大的影響？可星到底產生了多大影響，我也不清楚。審核定稿時，她提出要刪去這一段。我提出可以換用假名，這樣就沒必要隱瞞了，但她不同意。最後，對她一生影響至深的一個隱私就這麼刪去了，那麼關於她在農村結婚的原因還說得清麼？
還有這種情況，某人口述講的挺好，我好不容易把它整理成文字，然後請她核實，結果被她大刀闊斧幾乎全部改寫，該刪的刪了，該改的改了，該隱諱的隱諱了，受訪者擔心可能招致的議論、歧視、官司，作出種種刪改，當然也無可厚非，問題是在核定人名、地名、時間的同時，又製造出新的不真實。
最後我想說，在評估口述的功用和價值方麵，曆史學者和人類學者存在著一定差別，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兩個學科的性質和研究特點所決定的。人類學者的工作中心主要在貧困落後的邊遠地區，研究對象是沒有文獻或少有文獻的少數民族，是被主流社會邊緣化的群體，在這樣的環境下，田野調查、采訪口述順理成章成為重要的工作手段。史學則不然，它的研究範圍可能更寬一些，在時間與空間任意穿梭的自由度更大一些，研究對象可以是社會上被邊緣化的弱勢群體，也可以是主導社會潮流的精英集團，不管怎麼說，立足文獻研究，正是它自身優勢，口述方法當然要利用，但優勢不能舍棄。海外著名史學家唐德剛替胡適寫口述史，胡本人的口述隻占50%；替李宗仁寫口述史，李本人的口述隻占15%，其他部分資料都是他搜集並加以印證補充的。可見，即便是撰寫口述史，史學家的文獻功底也是一大優勢。
總之，口述方法與文獻方法其實都有它的局限。受訪者有選擇性記憶，曆史的編纂者不是也有選擇嗎？口述史料有失實的地方，文字書寫的史書就完全真實嗎？至於哪種方法容易接近曆史的真實，這個問題恐怕永遠說不清。我想，最好的辦法還是口述與文獻互相補充，彼此印證，兩者相得益彰，就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曆史的真實。
［作者簡介］劉小萌（1952-），河北完縣人，曆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郵編：100006；電子信箱：luxum33@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