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萌
關於口述史的緣起，有的學者“言必稱希臘”，說那是由希羅多德《曆史》衍生出來的方法；也有學者明言，孔子做《春秋》，將時間上限斷在唐、堯、虞、舜，那一段遠古的曆史隻能得自傳聞，也就是口述；司馬遷《史記》記荊軻刺秦王、秦國滅魏國等史事，也都利用了口述史料。所以，口述史不是什麼舶來品，而是地道的國粹。其實，口述史作為曆史學的最早形式，無論對中國還是對外國，都可以追溯到遠古時代，根本沒有必要厚此薄彼。不管怎麼說，近些年來口述史在海內外方興未艾，在人類學、史學、婦女學等領域都推出了不少成功之作，乃是不爭的事實。
繼1998年我和定宜莊寫作並出版《中國知青史》以來，2002年我又作了一本《中國知青口述史》，將在近期由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這裏，我想結合自己的工作，談一談我在知青史的研究中，對口述這種研究方法的一些認識和體會。
曾有朋友問我，現在人類學家和研究婦女史的一些學者使用口述這種方法，是假定他們研究的對象沒有文化，不能寫字，需要一些學者幫助他們去記錄他們的聲音。可是知青的情況不同，他們是有知識有文化的，那麼，你在對知青史的研究中，為什麼要選擇口述這樣一種文體？
我說，這個問題問得很好。當年中斷了學業到農村去的知識青年，許多人充其量隻有初中甚至小學的水平，他們盡管被冠以“知識”的名號，其實知識少得可憐。不過，我決定以知青為對象作口述史時，著眼點倒並不在於他們知識的有無。過去我與定宜莊做知青史研究，主要是根據文獻史料，因為當時有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知青辦公室作為國務院的一個行政機構，它在各級政府都有相應分支並形成大量檔案和文獻，加之相關史料如報刊、書信、回憶錄、照片實物等品類繁多，數量宏富，為在這方麵運用傳統史學方法開展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我寫《中國知青史--大潮》，時間截止到1980年，因為上山下鄉作為一場官方組織的運動就是在這一年基本落下帷幕的。此書於1998年出版後，本來不想再寫下去了，可是後來發現遺留的問題非常多。兩年前一位上海知青給我寫了一封信，有一句話說得比較尖銳：你在書裏說“上山下鄉運動已經結束了”，對你們是結束了，可是對我們這些在困境中掙紮的人來說，這是一個永遠的噩夢。後來我也逐漸意識到這個問題，認為應該把知青返城以後這段曆史繼續寫下去。
隨之就遇到一個問題，上山下鄉運動結束後，各地的知青辦已經陸續撤銷，再沒有大量的文獻檔案可供參考。再者，當年的知青早已融人社會的各個階層，關於他們的現狀，政府基本上沒有文獻可以參考，因為它不再把知青作為一個特定的人群。它可以把下崗女工作為關注對象，盡管裏麵有很多是知青，但是它不會把這部分人單獨抽出來考察。所以如果想把這項研究進行下去，就不能不考慮開發新的資料來源，於是我就考慮，在續寫知青史之前，是否應該先作些口述，看看可以搜集到哪些新的資料，或者還可能發現一些新的值得關注的問題。
關於知青口述史，過去已有一些書籍問世，時間最早的為海外梁麗芳女士所著《從紅衛兵到作家--覺醒一代的聲音》，是書寫於20世紀80年代，是在對26個中國年青作家（其中多數當過知青）的采訪摹礎上寫成的學術著作，先後有英、日、繁體中文版出版，在海外的影響較大。國內則有王江主編的“口述實錄體全景式報告文學”--《劫後輝煌》，田小野主編的《單身女性獨白》，劉中陸主編的《青春方程式--五十個北京女知青的自述》。這些書的體例、內容、風格各不相同，或著眼於女性，或側重於作家，或著眼在“劫後的輝煌”也就是那些成功人士身上。而我則更重予所選人物的典型性。中國有一千七百多萬知青，每一個知青，都稱得上是一本書，而且內容絕不會重複，從如此龐大的群體中選出幾十個采訪對象來，並不是一件難事，問題是，你要精益求精，你要從典型中再摘出那最典型的來，就不那麼容易了。怎麼辦？有前麵寫作知青史的鋪墊，選擇哪些人心裏還是有譜的。
我采訪的對象，第一類為當年官方樹立的知青典型，他們都是不同時期官方大張旗鼓宣傳的知青樣板，盡管他們在起點上有著某種天然的聯係，但後來的經曆、目前的處境卻大相徑庭。如今，典型的光環早已離他們而去，我之所以仍把他們作為采訪對象，是因為作為上山下鄉運動的象征，他們的人生軌跡、身世的浮沉、觀念的遞嬗，在一代人中足夠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