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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陣長時間的沉默之後，哥哥說，如果一個機器還能運轉，為什麼我們要把它拆散了呢？他這是在開導我們，不要急於使用破壞性的手段。接著他又說：“如果你們決定手術，是不是認真考慮一下到美國去做？”他在美國生活多年，稟性之中已經融入很濃的美國色彩，說話直來直去，從不拐彎抹角，也從來不說假話——哪怕是善意的謊言。在疾病這個問題上，他和我們一樣，都主張不能對病人有任何隱瞞，而且最終要由病人自己決定應當怎麼辦。同時，他悄悄地為我做好了一切準備。在回到北京之前，他就在電子郵件中和妹妹詳細討論把我弄到美國去治療的可能性，還詢問在美國做這種手術需要多少錢。在妹妹給了他一個大致的預算之後，他說，他還能付得起。所以，他現在提出這個建議並不是心血來潮。
然而多日來和醫生打交道的經曆，已經讓我產生一種直覺，也可以說是一種信念：我必須把生命掌握在自己手裏。我希望能夠證明這一點是對的。我並不排斥西醫的手術、化療，或者放療；我也不能否定或者回避醫生的結論——惡性腦瘤並且迅速長大，不可能自我修複或者逆轉；但是，我已經聽見自己的身體發出不同的聲音。過去兩周，無論是儀器檢查結果還是我自己的感覺，都沒有證據表明腦袋裏的腫瘤在繼續惡化。既然如此，我為什麼要匆匆忙忙切開腦袋呢？
這樣的討論持續了一個多小時，氣氛逐漸變得冷靜從容。我們逐漸抓住了問題的焦點：現在不能確定手術是否不可避免，但可以確定手術並非迫在眉睫。我們還有時間等待和觀察！
為了證明這個想法是出於冷靜和理性，而不是諱疾忌醫，我同意三周後再做一次檢查，以確保對身體變化的最密切的跟蹤。曉東本來就對外科手術和化療抱著敵視情緒，好像允許別人切開丈夫的腦殼就是謀害親夫，所以她堅決地和我站在一起。在以後的日子裏，每逢我們要做出什麼決定的時候，她就會說：“無論你做出什麼決定，我都支持你。”
那一天，我和家人共同做出決定：暫時擱置醫生的“立即實施顱內腫瘤切除手術”的建議，繼續觀察至少三周，等待下一次核磁共振掃描的結果，當然也包括細致入微地體會自己身體的變化。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