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
今年又是中國的甲午年，恰值中日關係緊張的多事之秋，研究和反思120年前的甲午戰爭，在當下正形成一股熱潮。遙想當年，日本對外首戰獲勝撈到崛起的“第一桶金”，中國則進一步淪陷於半殖民地社會的深淵。甲午恥、猶未雪，多少年來一直是華夏熱血青年心頭的恨事。
不過，一個社會的現代化又表現為理性化水平，而不是情緒化的簡單激憤。對曆史上的敗績災禍進行深刻的反思並得到啟迪，才能使壞事變成好事。正如恩格斯所說：“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曆史災難不是以曆史的進步為補償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49頁）從一方麵看，甲午戰爭對中國是一場大災難；從另一方麵看，此次敗績又極大地推動了我們這個古國的覺醒和進步。這正是回顧曆史時應掌握的兩分法。
日轉強、中衰弱，戰前理念已確定結局
對甲午之敗，一百多年來不知有多少國人發過感慨——有指著頤和園船坊的吟詩之責，有大罵李鴻章賣國的口誅筆伐，也有對帝後不和、督撫難協的歎息。其實，曆史表象後麵起決定作用的是政治、經濟體製，國家或民族的主導觀念又與其伴生。在19世紀中葉，中日同樣麵臨著受西方列強欺淩的命運，但理念的差異，卻導致這兩個東方大國走上了一弱一強不同的道路。
2000年夏天，我作為赴日本參加亞太各國軍官研討班的中方軍隊代表，曾在日本人多少有些詫異的目光下來到日本最大的軍港橫須賀南麵的九十九裏濱，參觀了1853年美國佩裏艦隊打開日本國門的登陸地。這裏相當於中國鴉片戰爭時的虎門，卻樹立著一座由明治時期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揭幕的“開國紀念碑”。日本人對強手入侵本國，不但不反感，反而表示佩服，認為給自己帶來了文明進步，值得本國努力學習。我深深感到，這一點正是日本這個國家和民族的可驚、可怕之處！
中國人在廣東虎門所建的紀念館，筆者也曾去參觀過。裏麵講的，主要還是介紹侵略者的“入侵”和我們的“抵抗”。這固然是對的，不過總感到缺少了另一方麵的內容。早在1853年，馬克思在論述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時便說過：“英國在印度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性的使命，另一個是建設性的使命。”同樣，西方殖民者打開中國、日本的大門時，帶來的也是兩個使命、兩個機會。結果日本以投機取巧（主要是利用美英對抗俄國的矛盾去當打手），和維新變法的方式，避開破壞而抓住了建設機會。中國清王朝挨了英、法的打卻仍冥頑不靈，隻買些西洋槍炮而不做政治、軍事體製變革，在洋務運動三十年間白白丟掉了建設的機遇期。1894年甲午之戰開始時，清王朝在日本麵前已是一隻腐朽的紙老虎，表麵上有人口、經濟總量、軍隊總數和部分武器的優勢，實際上在國家的近代經濟成分和軍隊的戰術、技術和先進裝備方麵都處於絕對劣勢。若仔細分析雙方的“硬實力”對比，此刻已是日強中弱，在“軟實力”方麵雙方的差距更懸殊，勝敗屬誰在戰前便勿庸龜卜。
以敵為師，以強手為師，恰恰是一個能崛起的民族應具備的精神。多少年來，國人不斷控訴日本侵略的暴行，這對教育後人自然必要，卻不應隻陷入簡單的悲情意識，而需要從中日兩國社會的曆史進程中去做深入的研究，即達到真正的“知彼知己”。
千年沉夢醒自甲午，民族崛起以日為師
在近代曆史上，日本給中國帶來最大的傷害，也帶來最大的覺醒。梁啟超便總結說：“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戊戌政變記》）1960年6月，毛澤東接見日本文學代表團時也說過：“我說侵略當然不好，但不能單看這壞的一麵，另一麵日本幫了我們中國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不會覺醒起來。”一個人從自己的影子上最容易看到自身的缺陷。日本作為曆史上中華文化的附庸而恰恰相當於一個影子，國人考察東洋三島的崛起就能直觀地看到自己的不足。從唐代到宋代，日本對華以仰視的態度大力學習，卻有三點不學——不采用科舉製度，上層較務實；宮廷無太監，內耗相對少；家產行“長子繼承製”不搞均分，貴族子弟奮鬥精神強。從經濟政策看，中國自古便有兩條不如日本——中國單一重農，日本農商並重；中國重陸輕海，日本海陸並重。日本有這些傳統強項，在明治維新後便激發出對外開放並重視爭奪海權；中國的傳統弱項，在西方打開國門和被迫搞洋務時則成為沉重的曆史包袱，古老農耕民族的保守封閉及在此社會基礎上滋生的東方專製主義，長期阻礙了民族的複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