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麵對特務們的嚴密監視，《文萃》發行組成員采取了“打遊擊”的方式：比如在特務少出沒的書攤，則采取公開出售的方式；而在特務比較活躍的地方，則是將《文萃》夾在其他報紙裏，直接送到讀者手裏。如此一來，季源溥的搜查工作進展緩慢，甚至連上海警察局的警察都無奈地搖頭：“難道《文萃》期刊長了腿了？！”
遠在南京的葉秀峰終於坐不住了，決定親自來上海督辦此案。
1947年3月，葉秀峰來到上海後，被一則名為“找尋銀發老太太”的廣告吸引住了。葉秀峰端著報紙一邊看一遍琢磨：銀發老太太到底是誰？難道又是共產黨製造的噱頭？葉秀峰越想越覺得奇怪，於是喊季源溥、陳慶齋等人商議此事。
葉秀峰一臉狐疑道：“想必大家都看報紙了，你們對這個‘銀發老太太’有什麼看法？”
陳慶齋說：“我覺得沒什麼，不就是一宗普通失蹤案？在上海灘，這種事多了去了，不用管它！”
“不，”季源溥搖著頭道，“這個‘銀發老太’有問題！”
“什麼問題？”
“我覺得此事可能與共黨分子有關，應該立刻派人去查一查！”多疑的季源溥就像一隻吸血蝙蝠，似乎對這等事有著先天的敏感。
“是啊，我也覺得如此！”葉秀峰下令，“這樣吧……你們在這個報紙上刊登一個回應廣告，約好時間、地點，派人蹲守！我倒想要看看，這個尋找‘銀發老太’的人到底是個什麼來頭！”
“好，我立馬去辦！”
第二天一早，季源溥便找人刊登了一個下文，名為“白發娘望兒歸”，並署名：銀發老太太，地點約定在亞爾培路某號。
不過季源溥派去的特務一連蹲守好幾天，也沒發現一個可疑人的行蹤。特務們疲勞不堪，暗自罵季源溥：“他媽的，這等‘好事’誰攤上誰倒黴！姓季的生孩子沒屁眼兒！”不過罵歸罵，蹲守還要繼續。有的特務為了提神兒，竟然弄來了大煙。
與此同時，葉秀峰也派盧誌英（潛伏在中統局內的地下黨）去蹲守，並暗中指派行動隊隊長蘇麟閣進行監視。幾天之後，盧誌英向上彙報：未見有可疑人出現。
其實刊發“找尋銀發老太太”一文的人確實是共產黨。此人叫駱何民，字家騮，江蘇揚州人，1929年2月至1939年2月，先後在上海、武漢等地任中共中央交通員、滬西團區委組織部長，後在《國民日報》、《陣中日報》工作。1938年8月，由黎澍推薦進湖南《開明日報》任總編。1940年1月16日被捕，出獄後去香港。1945年7月，國民黨製造“羊棗大獄”，被株連在福州關押一年多，1946年冬回到上海。為了及時找到黨組織，他便花了點錢刊登出此廣告，打算引起黨組織重視，早日聯絡到黨組織。不過駱何民並未看到季源溥刊登的下文，也就沒有去約定的地點“接頭”。
不過葉秀峰和季源溥並未放棄搜索，反而更加瘋狂了。後來在“眼線”的通風報信兒下，季源溥得知《文萃》期刊的掩體是“人人書報社”，於是他派特務去“人人書報社”進行調查。
1947年6月12日，一群便衣特務和警察來到“人人書報社”，敲門大喊道：“屋裏有人嗎？把你們的汪經理喊出來，我們要進去檢查！”
汪震宇聽到叫喊聲，便知道這些人是來幹什麼的。他權衡再三，還是下樓迎接！打開門，汪震宇便故作熱情道：“哎呀，歡迎你們來我們的小報社進行檢查，請多多給本社提寶貴意見！”
特務們來到了樓上，汪震宇吩咐工作人員沏茶款待。
特務們問汪震宇：“你們的書報社，是新開辦的，還是舊社？”
“既是新社，也是老社！”汪震宇回答道。
“為什麼？”
汪震宇慢慢解釋：“說新社呢，我們的社確實剛剛開業；說老社呢，原本這個地方有一家書社。”
“哦，”特務們喝了口茶繼續盤問，“你就是書社老板？”
汪震宇點點頭：“鄙人就是書社老板……不過我們是小本經營，而且剛剛開張，還未有盈餘，請大家海涵！開著這家書社無非就是糊口而已！”
此時一個特務突然站起來，看了看牆上張貼的標語，問：“可否將你們的營業執照拿出來看一下？”
“好，這就拿！”汪震宇起身，拉開抽屜，拿出一張營業執照，然後遞給特務，“我們已經在社會局登記了，手續都是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