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很多政策，特別是對底層有利的政策，
出台過程中，往往是開明資本階層推動的。
產業資本階層——開明資本階層
筆者曾撰寫一本《世界如此危機》的書，但在研究世界史的過程中，不禁發現這樣一個結論，“其實很多政策，特別是對底層有利的政策，出台過程中，往往是開明資本階層推動的，開明資本階層也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力量”。這跟我們以前所認為的資本都是追逐利潤的，都是反對社會公平改革的印象並不相同，而這樣的開明資本階層往往是產業資本階層。
其實這樣的案例在中國也開始出現，比如格力工廠的4萬多員工，都可以享受“一線員工一人住一室，結婚可以住兩房一廳”的福利。中國首富宗慶後，在2010年兩會時提議政府加強保障房建設等，另外中國很多企業家也開始加入全球契約組織，推動企業履行社會責任。
開明資本階層推動社會發展的案例很多，比如德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社會保障的國家。在德國的俾斯麥時期，德國的資本家們成立了協會，主動要求把工作日首先從十三個小時縮短到十二個小時。俾斯麥看到“工廠立法”對平息工人鬥爭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巨大作用後，便親自推動了這一進程，世界其他國家的社會保障製度都是後來向德國學習的。
同樣福利社會建設也是這樣，“二戰”開始後，英國人民生活異常困苦，進行社保改革的呼聲日益強烈。1941年2 月，英國工會聯合會提出“ 國家再也不能向其國民提供沒有實際效果的社會保障服務了。我們請健康部率先對英國現行社會保障製度進行調查，以便為英國人建立一種更加合理、更加公平的社會保障製度”。該組織進一步指出，現在必須進行此類調查，以便為未來的改革做好準備。
1942年，120名著名工業家聯名發表聲明，提出關於社會保障改革的建議：工人應該獲得充分的發展機會，應該建立一種最低的基本工資製度，工業企業應該從政府以及相關行業聯合組織中得到谘詢以避免失業加劇，疾病與殘廢補貼的領取者一旦失去工作能力，此類補貼應該免費發放。在整個工業部門應建立起帶薪休假製度，根據工作性質及其他情況，製定合理的工作時間，向所有未達到離校年齡的學生提供家庭補貼。應該提倡建立私人養老金製度，企業有責任向工人提供合適住房，學生離校的年齡應該提高到16 歲。
企業界對社會保障的呼聲，直接推動英國政府在社會保障改革方麵盡快作出表示。1941年6月，政府宣布成立一個由各部門組成的關於社會保險合作問題的委員會，這就是“社會保險與相關服務委員會”，由貝弗裏奇擔任委員會主席。這是英國建立“從搖籃到墳墓”的開始，後來其他國家的福利社會建設都是效仿英國的。
無獨有偶，這種情況也存在於當代，2011年美國近140名百萬富翁請求國會為國家考慮，應向他們多征稅。這個倡議由“財政力量之愛國富豪團”的138名成員聯名簽署。該組織曾旨在說服國會終止前總統小布什實施的富人減稅政策，不過未獲得成功。奧巴馬上任後，該組織又向由12名國會議員組成的“超級委員會”提出同樣要求，以幫助美國財政走上健康的軌道。
“愛國富豪團”成員之一，美國高級教育技術公司董事長舍恩·伯格稱，“有大量的人跟我們想的一樣。”
股神巴菲特也撰文指出，美國富人應繳納更多的稅，建議國會立即推行對百萬富翁最低征收30%的稅，而千萬富翁最低為35%。他的具體建議為：對100萬至1000萬美元收入的部分最低征稅30%，超過1000萬美元的部分最低征稅35%。
巴菲特指出美國的超級富豪已被寵壞了。巴菲特用自己與他的秘書作為對比的例子，指出他的秘書黛比負擔的稅率明顯高於自己，而黛比的收入相對他來說是微乎其微。
與此同時，一批年收入最低達百萬美元的富翁聯合起來，組成“愛國百萬富翁”組織，愛國百萬富翁們認為需要對自己增稅。
其實奧巴馬及其他民主黨人士一直在推動提高對富人的稅收，以幫助削減赤字。但控製眾議院的共和黨卻對此表示反對，他們認為，提高富人稅收會影響就業，並以此來威脅，但到底有沒有影響，這種影響有多少，誰也不知道。
愛國富豪團們也不同意這樣的觀點，他們提出：“當我決定是否要雇用員工來發展公司時，我會嚴格依據公司是否需要他們、顧客是否需要他們，以及這樣做是否會有利公司發展的標準。就我個人稅率來說，這個根本影響不了。”
同樣在德國也有一群富豪，他們有錢到這輩子都能生活得舒服自在，他們看到德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這幫有心人決定捐錢出來緩解社會不公。他們捐錢的方式很特別，不是常規地捐給慈善，而是多交稅。這幫富人成立了一個“富人讚成多交稅”組織，46個富豪加入這個組織，並成立了專門的網站。
他們認為，金融海嘯導致了貧富分化加劇、社會不公等現象，他們覺得捐贈自己的財富還不足夠，更希望通過促請政府修訂法律，使全國的富人都來出一份力，加入到多交稅的大軍中來。這46個人在加稅請願書上簽名，請求德國政府把最高收入級別的人未來的財產稅稅率提高百分之五。
富人能多交百分之五的臨時財產稅，“德國國庫就能多1000萬歐元收入，這筆額外收入不應該用來填補國庫預算，而應該用來幫助經曆了金融危機的德國經濟恢複元氣，用在健康醫療、社會福利方麵”。
他們的觀念是“財富也是義務”。他們提出 “作為德國最富有的百分之三人群中的一分子，我們深信富人應該貢獻更多財富”。
當然這些人並非為了出名，有些成員不願公布真實身份，因為怕成為犯罪分子的目標。沃爾默就是其中一個受害者：“我宣布我加入了這個組織的那天，我家就進賊了，我已經捐獻了我大部分的財富，但那些賊卻偷走了我父親的懷表。”
“多交幾個百分點的稅，不會讓富人變窮！”在歐元危機下，這樣要求給自己加稅的富人在德國越來越多。幾個百分點的稅隻是從富人的“金山”上取走一部分而已，這是件有意義的事，可以幫國家創造未來。
足球俱樂部漢諾威96的老板馬丁·肯德說：“我願意接受更高的稅，富人有義務償還國家債務。”漢堡保險公司前總裁於爾根則建議，大幅提高“繼承稅”是“合理的”。
同樣在法國，歐萊雅集團繼承人貝當古擁有160億歐元資產，她也發出了類似呼籲。
良知資本主義
“良知資本主義”其實也是一種傳統，這種傳統比較微弱，甚至被忽視。這種傳統認為，做一位有良知的資本家，意味著不能持一種狹隘的視野看待自己企業對社會產生的影響，不能忽略這種深層次的依賴性；必須心懷整個係統。在《友愛的企業》一書中，有大量資料證實，有良知的公司最終往往能在市場競爭中勝出。
在外國這些人被稱為“愛國富豪”，筆者認為他們屬於“開明資本階層”，他們也在乎自己的利益，“共和”美德並非他們所追求的最終目標，但他們更在乎的是係統的利益。因為他們知道，一旦這個係統失衡了，他們也將是最終的利益受損者，這也是他們的開明之處。
開明資本階層往往與資本的大小無關，開明資本階層中從來不乏大資本，比如在美國巴菲特、索羅斯、比爾·蓋茨都是開明資本階層的代表。而能否成為開明資本階層跟從事的領域密切相關。
據筆者的研究，在實業領域，製造業的從事者往往成為開明資本階層，而房地產開發商則往往不具備開明的特點；在金融領域，比較開明的往往是公開市場上的投資者，而那些私募市場上的投資者往往不具備開明特點。具體總結起來，掙錢比較辛苦的人往往更開明，而掙快錢的人則不行。
開明資本推動社會變革雖是曆史慣例，但也是有隱憂的，因為這些人雖然名氣很大，從不缺乏話語權，但也從不是社會輿論的強勢主導者。其實美國製度學派創始人凡勃侖早在《有閑階級》一書中給出了解釋，有閑階級是指那些不需要擁有固定職業，生活休閑以社交娛樂為主的階級，這些人才是社會輿論的主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