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奇製勝亦是與晉商齊名的徽商經商致富的同一法門。如休寧汪應時，行賈往來，“有心計、多奇中、漸起富”。歙縣黃瑩，深知為賈盈縮無定，“非善應、多籌策，無以近奇贏”，他“治業務，存大體，謹出入，明會計，其所規畫，視計研七策(範蠡所用的計然之策)，往往暗合”。休寧程鎖，於“穀賤傷農，諸賈人持穀價不予”，獨平價貯積之，明年大饑，“穀踴貴，出穀市諸下戶，價如往年平”。他也正是對白圭的經營之道用心鑽研過的人。
商人經商講和協，主要在商號、商幫內部要求恕而不爭，團結一致，善於合作，以對付外來的競爭。對外仍要爭而不懈，不善於競爭就無法在市場立足，如何出奇製勝、提高競爭技巧，一直是商家所關心的問題。但作為誠賈良商，他們懂得在競爭中仍要“循理守法”。儒家講“和”、道家講“不爭”(“不爭之德”)，爭中有和，這是中國商人的特色，在講究“爭之道”的同時，注意“不爭之德”。和協、競爭兩手綜合使用，在競爭中要求同化異，看到共存、互補、合作、並利、兩全、雙贏的可能性。提倡良性的有序的競爭，避免惡性的、不正當的競爭。“爭”與“和”很好結合，得到統一，這樣才能把競爭推向最佳狀態、最高境界，這才合乎“義”——社會公正。
“誠一”也出於《史記·貨殖列傳》。司馬遷列舉了許多“用奇勝”而發財致富的人物，如秦揚、田叔、桓發、雍樂成、雍伯、張氏、郅氏、濁氏、張裏等以後，接著說：“此皆誠一之所致。”誠是誠心誠意之誠，一是一心一意的一。誠一意思是心誌專一，搞一行要精一行。隻有心誌專一，才能卓然有成。“誠一”與“奇勝”是相輔而行的，是經商致富的兩個必備的條件。
發軔於範蠡、白圭的這種“奇特”的經營思想與經營方法，形成了一項優秀的文化傳統，啟迪了後世之商人(指誠賈、良商)。特別是在經商取得成功的明清時代的全國最大的兩個商幫——晉幫、徽幫中服膺範蠡、白圭的人更多。
司馬遷總結古代商人的經營之道很具體生動。如前已提到的說範蠡是“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這些都為他人所不能為，看似有悖常理的作法，恰是出奇製勝取得成功之例。又如說白圭是“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這與“人棄我不取，必待更賤始取之，人取我不與，必待更貴始與之”的作法判然有別，也正是白圭的出奇之處。範蠡、白圭經商之奇就奇在他們掌握了那個“待乏”原則。作為良商他們在商品供過於求、尚未形成大量需求時，先予收貯，所出收購價比當時市場價格還高一點，即便如此，相對於商品轉向供不應求時售出的價格也是賤的了，這叫做“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等商品需求增加到供不應求時，所出的銷售價格即使比當時的市場價格低一點，相對於商品供過於求時的進價也是“貴”的了，這就叫“時貴而賣，雖賤已貴”。他們收購時不抑價，銷售時不抬價，不與市場上的一般商人“爭買賣之價，而謹司時”，結果還是可從正常的合理的進銷差價中得到不少的利潤的。這種賤而能取、貴而能與的作法，與投機倒把囤積居奇不可同日而語，是一般商人所想不到的，且不大願意去做的。
“出奇製勝”原是兵家之道。《孫子兵法·勢》中說：“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意思是要運用特殊的手段，以“出其不意”的鬥爭謀略與方法去博取勝利。善出奇者要知眾人所未知，為眾人之所不能為，“戰勝不複”(不重複前謀)，隨宜製變，出奇無窮。經商古稱“治生”、“貨殖”；戰國時白圭治生既然猶“孫吳用兵”，可見古代最早善於把兵法運用於經商者就是這位白圭。兵法中所謂的奇、正與經商如何聯係？司馬遷作過回答：“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勤儉(纖嗇筋力)雖是治生正道，但如不能出奇製勝，也不能致富立業；奇和正必須很好結合。因為在市場競爭中“與人相對而爭利，天下之至難也”(《孫子兵法·注》)。貨殖家想在強手如林的競爭中占有優勢，立於常勝不敗之地，隻靠勤儉不夠，還必須通權變，講智謀，也如用兵那樣，以出人意表的鬥爭策略去製勝致贏。“以奇勝”體現著兵家的“權變”思想，不拘於常法，而善用變則，“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孫子兵法·虛實》)。這是智謀的結晶。白圭對“其智不足與權變”者不肯收其為徒，因為這種人是不能運用出奇製勝的經營之道的。經營有成必須是勤儉與奇勝的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