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道家代表人物老聃和莊周都把沒有君子與小人的階級劃分、沒有“賢能”在位的官僚機構、沒有仁義忠信的禮法製度、沒有甲兵軍隊的原始社會看作是最理想的人類社會狀態，並要求人類回到這樣的社會裏去，在這種社會裏，由於沒有國家機器，自然也就不會有賦稅。
在許行看來，賦稅就是對人民的搜刮和掠奪，必須否定。國家統治者應該邊管理、邊勞動，通過管理活動和生產勞動二者的結合，取消對人民的賦稅剝削。
不通過賦稅和勞役，國家如何為財政籌集收入呢？輕重理論主張通過鹽、鐵官營為國家取得收入，主張通過官商活動為國家謀取贏利。例如，國家通過采銅鑄錢掌握大量貨幣，用這些貨幣於豐年低價購買糧食，再把這些糧食於平年和荒年高價出賣，就可以取得大量收入。一般年景，糧價每石可上漲10錢，丁男每月吃糧四石，國家可以從每個丁男身上獲利40錢，婦女每月吃糧三石，國家可從她們每人身上獲利30錢，小孩每月吃糧二石，國家從每個小孩身上可獲利20錢。荒年穀貴，每石漲價20錢，國家可從每個丁男身上獲利80錢，從每個婦女身上獲利60錢，從每個小孩身上獲利40錢。用這種辦法，國家無須發布政令，向百姓征稅，即可取得大量收入。所以，國家掌握了市場物價變化規律，在糧食與各種商品價格的高低變化中，通過買賤鬻貴，就可以不稅而用足：“故人君禦穀、物之秩(迭)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故萬民無籍(稅收)，而國利歸於君也。”(《管子·國蓄》)
東晉初年的鮑敬言也根本否定國家的賦稅剝削。他認為，國家賦役是百姓饑寒交迫、社會動蕩混亂的根源。他說，百姓耕田織衣，自給自足已很困難，國家賦稅搜刮，如同雪上加霜，使人民無以為生，隻好走上犯法作亂的道路：“民乏衣食，自給自已劇，況加賦稅，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凍且饑，冒法斯濫，於是乎在。”(《抱樸子·詰鮑》)鮑敬言還否定薄稅斂思想，認為與其減輕對人民的搜刮，不如幹脆不對人民進行搜刮；與其薄賦輕役，不如無賦無役。輕徭薄賦，百姓已覺高興，如果無徭無賦，百姓豈不更加歡迎？如果能使百姓“身無在公之役，家無輸調之費，安土樂業，順天分地，內足衣食之用，外無勢利之爭”(同上)，社會就會安定，天下就會大治。
《管子·輕重》篇認為：“民予則喜，奪則怒”(《管子·國蓄》)，給予人民財富，人民就高興；奪取人民財富，人民就憤怒。所以，國家統治者在處理和人民群眾的財政分配關係時，應該使百姓“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同上)，即隻應讓百姓看到國家給予他們財富，而不要讓百姓看到國家從他們手裏奪取財富，這樣才有利於調和國家和人民之間的關係，贏得人民的擁護。而賦稅是向人民無償地征斂財富，是明明白白的奪取行為，十分易於引起人民的不滿，所以並不是理想的聚財手段。
鮑敬言指出，賦役存在的根源，是因為社會產生了君主和百官有司：“君臣既立，而變化遂滋……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夫役彼黎蒸，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亦困矣”。(《抱樸子·詰鮑》)因此，要去掉壓在人民頭上的賦役，必須廢除君主和百官，廢除整個國家機器，使社會恢複無君無臣的時代：“曩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勢利不萌，禍亂不作，幹戈不用，城池不設……安得聚斂以奪民財？安得嚴刑以為坑穽(阱)？”(同上)無君無臣，無賦無役，這就是鮑敬言提出的理想社會和基本政治經濟主張。
戰國農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許行認為，國家統治者不應該脫離生產勞動，他們應該和平民百姓一樣耕地、織布、燒火、做飯，自食其力，邊參加勞動，邊治理國家。如果國家統治者脫離生產勞動，讓百姓向國庫貢納財富，供自己享用，那就是對人民的剝削，是“厲民而以自養”(《孟子·滕文公上》)，就不能稱為賢君。
道家學派也對賦稅持否定態度。道家認為，自從出現階級統治，出現國家以後，人類社會就進入了混亂不治狀態。道家學說的最高原則是“道”。老子認為，道的一個基本精神是“損有餘而補不足”，可是人類社會卻恰恰相反，是“損不足以奉有餘”(《老子·七十七章》)，國家統治者本來財貨有餘，可是還要向窮餓不足的人民征斂財富。人民之所以饑寒交迫，就是因為國家賦重稅多：“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老子·七十五章》)道家認為，統治者殘酷搜刮人民，必然導致其統治的滅亡，他們聚斂的越多，喪失的也越多：“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老子·四十四章》)，“金玉滿堂，莫之能守”(《老子·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