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昭廣如釋重負，當即把這消息告訴同事，好讓李書記的話在一夜之間傳遍中關村。“這是他的原話，”胡昭廣逢人就說，“對，原話。”我們在保留下來的會議記錄中，並沒有看到這句話，但卻傾向於認為它不是胡昭廣的杜撰，而是真的。因為這是中關村裏傳得最迅速也最為久遠的一句話了。李錫銘也從來沒有出來否認。直到今天，人們還是念念不忘。另外一個身臨其境名叫王思紅的人說：“這一句話就把四通解放了。”而四通公司的確是從這一天開始重新運轉起來的，段永基也是在此後不久便被釋放回家。有意思的是，這時候胡昭廣主持的對四通的調查還沒開始呢。他先得到市委書記的令箭，然後又去四通公司召開大會。“市領導說啦”，他對著一屋子張口結舌的人說，“四通還要辦下去”。
現在到了這個故事的最後的、也是最富有深意的部分。社會輿論紛紛倒戈，政府中的某些官員表現了堅定的團結精神。他們成了中關村的潛在的支持力量。這些官員在袒護什麼嗎？不是段永基，甚至也不是四通。他們顯然是要保住中關村。這在此前和此後都有無數例證，即使在當時，也由胡昭廣很明確地說了出來：“如果四通被滅掉了，試驗區就一定完蛋。”
“四通有那麼大意義嗎？”有個記者將信將疑地問。
“有！”他斷然說，“因為四通是‘四自’的旗幟。”
1990年，中國經濟的萎靡不振已經進入第二年。社會需求被抑製了，物價下降了，老百姓不再爭擠兌銀行、搶購糧食。不過，市場上的東西卻又賣不出去了。市場“疲軟”了，工廠裏的機器也就跟著“疲軟”，整個國家的工業甚至還出現負增長，也就是下降了。所以鄧小平不覺得這是“比較好的成績”，反而抱怨：“和世界上特別是同東亞、東南亞國家和地區比，這叫滑坡了”。出現這麼多始料未及的事情，不要說老百姓，就連那些永遠有理的經濟學家們，也不知道該怎樣出來打圓場。
原因何在？1990年中國社會麵臨的經濟問題和技術問題，其實都是政治問題。一些人在意識形態方麵顯然存在急速地向“左”轉的傾向。過去10年建立起來的所有東西——改革開放的觀念、經濟第一的觀念、市場的觀念、利潤的觀念、經濟多元化的觀念、人的價值的觀念、需要一個中產階級的觀念，似乎全都推倒重來。甚至“80年代的改革開放究竟是在拯救中國還是危害中國”這樣的問題，也成了當時人們意見分歧的焦點所在。中國人在整個80年代如火如荼地改革了一場，共產黨執政幾十年沒有解決的吃飯問題，這就解決了，舉世為之驚歎。此外還有深圳特區和珠海特區、還有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的崛起，還有沿海14個對外開放的城市，還有北京的“中關村電子一條街”。可是，按照那時候有些報紙上的說法，這些成就全都值得懷疑了。
曆史學家總是說，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他們不相信曆史長河中會重複出現同樣的情景。但是曆史如果真的重複起來，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比如我們身處1990年的中國，就會禁不住回想60年代和70年代。很多話，比如“階級鬥爭”，比如“資產階級的溫床”，就是似曾相識的。10年以來活躍萬分的那些媒體，現在一如既往地活躍著，不過，說出來的話不一樣了。那時候，它們大張旗鼓地主張解放思想，衝破禁區。現在，它們劍拔弩張地批評改革走到資產階級的道路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