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日本朋友的提醒是出於善意抑或醋意，都值得中國記取。縱觀中國幾千年曆史可見，中國的危機從來都不是來自於外部的扼殺，而來自於內部的損耗。或許有人會反問，中國封建王朝的崩潰，近代的開啟不正是由於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所致嗎？筆者要回答：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至多不過是一個加速封建王朝崩潰的外因，其根本原因需要從內部來尋找。清王朝的統治者延續了一千多年以來中國封建王朝的“中央帝國”意識，自以為是“天朝上國”，其餘皆為蠻夷，隻配充當中國之藩屬國。正是這種狂傲的自我優越感導致清王朝統治者的閉目塞聽。
其閉目塞聽到了怎樣的程度？1793年，英國為了建立與中國的通商關係，派馬戛爾尼訪華。乾隆甚為喜歡馬戛爾尼所帶來的西洋鍾表等禮物，卻不知道英吉利為何國度，地處何方。皇帝命人搬來八年前調集中外所有博學者修定的《大清一統誌》。這本書中已經記載了中國人所知道的天底下所有國家。然而，從頭到尾翻了一遍，卻沒找到英吉利三個字的影兒。當英國人提出通商要求，乾隆帝的回答是：“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從而拒絕了英國的通商要求。
乾隆的子孫們繼承了乾隆的這份優越感，繼續在閉目塞聽的道路上一去不複返。直至鴉片戰爭的開啟，在清王朝命運存亡絕續之際，倭仁等頑固派仍堅持認為中國傳統的儒家意識形態體係為治國王道，而“洋鬼子”的一切堅船利炮均為奇技淫巧，學不得，也無須學，所謂“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
學界已有指出，如果乾隆帝及其臣屬能對馬戛爾尼傳遞過來的信息做出敏銳的反應，中國完全可能也有條件在世界早期現代化的潮流中獲得主動進取發展的機會。可見，中國封建王朝之亡，根源在內而不在外。換句之：中國從不懼怕扼殺，最怕的是捧殺。
當下，國內外對中國模式的吹捧之聲，其危險性正在於此，正如馬丁·雅克所論，隨著中國綜合國立的增強，中國傳統中央帝國的那種優越感將穿越曆史而重生，而國內外的吹捧之聲則會加速這種心態的重生。
這種心態無疑是最需要避免的，因為無論從經濟建設還是製度建設來看，中國都還任重道遠。當下的中國，依然脆弱。在這麼多脆弱的因素還有待解決的時候，我們有什麼理由沾沾自喜呢？藝術大師徐悲鴻人說：“人不可有傲氣，但不可無傲骨。”國家也同樣如此，我們可以有不懼怕扼殺的傲骨，卻不可有自以為是的傲氣。這不僅僅是中國封建王朝覆亡告訴我們的道理，也是世界大國興亡史所彰顯的道理。美國華裔學者艾米·蔡所著《大國興亡錄》就記錄了這樣的過程：無論波斯帝國、羅馬帝國、唐帝國、大蒙古帝國……一旦它們開始唯我獨尊，視他者為無物，不再包容開放的時候，也就是它們走向滅亡的時候。
不過，有一個重要的事實值得慶幸。正如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教授鄭永年對筆者所言，中國的當政者至今保持著清醒的判斷，“官方從來沒有正式接受中國模式的概念”。
通過另外一些渠道，中國官方表達了對中國模式的謹慎態度。2009年12月7日，中央黨校創辦的《學習時報》發表了一組反思“中國模式”的文章，受到海內外關注。全國政協常委、中央黨校前副校長李君如，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原國新辦主任趙啟正同時撰文表達對中國模式的看法。
趙啟正的文章題目為《中國無意輸出“模式”》，他寫道，“‘模式’一詞含有示範、樣本的含義，但是中國並無此示範之意。這個模式或案例處於現在進行時，它還在發展中。”李君如的文章《慎提“中國模式”》更為直接提出：“現在就講‘模式’，既不符合事實，也很危險。”
危險何在？他寫道，一會“自我滿足，盲目樂觀”；二會轉移改革的方向，在舊體製還沒有完全變革、新體製還沒有完善定型的情況下，說我們已經形成了“中國模式”，以後就有可能把這個“模式”視為改革的對象。
“我們想借這組文章來起一個引導的作用。”《學習時報》理論部主任劉學俠在接受筆者采訪時說，中國經濟發展的確表現得相當不錯，可以說一枝獨秀，但我們也還是存在一定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中國模式的概念掩蓋了一些問題，容易固化僵化。”
這份清醒應當延續下去，也唯有永遠保持這份清醒，我們方能告別脆弱，做真正的大國。
201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