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維：我為什麼做這個題目？第一，為了“破”。我們認為破除選舉迷信是我國知識界和政界的緊迫任務。我們非常擔心“選舉迷信”在我國的流行。多黨競爭型選舉這個西方的“人民授權儀式”風靡了整個亞非拉，風靡了而今已經淪落到第三世界行列的曾經的“第二世界”。我國沒有東施效顰，頂住了這個西方主導的“世界潮流”，中國共產黨沒有分裂，13億中國人民沒有分裂，團結在一起，集中精力搞建設，不折騰，所以沒停滯，沒崩潰。我們希望從這個事實出發，傳播我們先前對選舉政治弊端的理論認識。我早年也曾撰文著書，批評“民主迷信”。我們堅持認為，有病要服藥，但不能服毒自殺，不能像蘇聯那樣自殺，徹底拆掉自己的政治體製，不能拆故宮建白宮。第二，為了“立”。我們都認識到，“破”不能取代“立”。我們當然看到了中國眼下存在的大量問題，特別是腐敗問題。說選舉迷信不好，不能解決腐敗問題，那什麼能解決問題？所以我們必須提出“選舉化”之外的解決問題的思路。我給出的思路就是“中華體製”，解釋什麼是“故宮”，代表了“立”的企圖。我用12個支柱構成的“中華體製”來解釋成功，用背離“中華體製”來解釋挫折和失敗。我們這批人，對中國現有的根本體製有信心。
舒泰峰：自雷默先生提出“北京共識”後，不論西方還是中國，越來越多的人談論“中國模式”，您如何評價這個現象？
潘維：西方有不少政治家和學者本能地擔心“中國模式”向其他國家擴散，阻礙西方模式地擴散。可那是他們自己的問題，不是我們的問題。還有外交界人士反對“中國模式”的學術研究，擔心會引發“友邦驚詫”，給“中國威脅論”提供炮彈。為避免糾纏於“擴散”這個無聊話題，我改用“中華體製”做標題。盡管如此，我還是得多說兩句。第一，社會變遷與社會理論絲毫不矛盾。正是因為快速的變遷，人類才需要理論。理論為現實提供定義，為比較提供知識，為未來提供指南。沒有社會變化，也就不需要理論了。第二，學界和傳媒界有不少人對西方的西方（美歐）模式頂禮膜拜，非常類似當年對西方的東方（蘇東）模式頂禮膜拜。兩種教條主義如出一轍。我驚奇於這樣的事實：幾乎占地球人口1/4的世界第一大國，擁有唯一未曾中斷的文明體係，60年的巨大進步不值得總結？這總結不可能對人類知識做出新貢獻？缺乏自尊自信，是因為缺乏對自己文明的自覺。在中華複興的時代，中國學者還會再以讚美強盜，責罵自己祖宗為時髦嗎？隻有中國的才是世界的，正如非常美國，才會非常世界。
舒泰峰：從文中，可以看出您對中國模式擁有十足的信心，以往在輿論當中許多受到質疑的比如國進民退、司法不夠獨立、權力不夠製衡在您看來都是獨特中國模式的一部分，甚至“三綱五常”您也把它看作是一種責任意識，那麼您覺得中國模式有怎樣的不足？今後當如何彌補？
潘維：“模式”不是關於“缺陷”的，是關於成功的。說這體製既導致成功又導致失敗，就談不上“模式”了，也沒什麼學術價值。當然，沒有什麼模式是“完美無缺”的，“完美”不存在於現世，隻存在於神秘主義的未來世界，即神聖的世界，神的世界。中華體製適應中華社會，在其他社會裏必然漏洞百出。同樣的道理，西方的“自由民主製”也隻適應西方社會，從未在西方以外成功地擴散過。我不想抽象批評任何其他體製，存在必有原因，也就是“成本收益”的考量。一雙便宜、實用的鞋，或許不夠結實；一雙足夠結實的登山鞋，價格卻不菲。教條主義者的問題是從來不考慮變化的成本。他們會去問農民工，或者在熱帶平原光腳工作的人，或者在辦公室裏的秘書，你幹嘛不穿結實的登山鞋？把登山鞋當一切鞋的標準，即把西方體製當做一切體製的“普適”標準，叫做（西方）教條主義。
舒泰峰：盡管模式是關於成功的，但是我們恐怕仍然不能回避一些問題，因為這些問題是與模式共存的。比如，腐敗是如今不論百姓還是執政黨自身都不得不承認的一個大問題，還有比如環境汙染問題、群體性事件頻發、教育醫療住房“新三座大山”問題等，在您看來，這些問題是如何造成的？中國模式為什麼沒有有效解決這些問題？
潘維：中國眼下有很多大問題是事實。世界上的大國，永遠會存在很多大問題。沒有大問題就不叫大國。年輕人看眼下的問題，統統都是大問題，都是過不去的“檻”。“大問題”會跟著年齡變。考試得不了高分，那是中學生眼下最大的問題，但年齡大了，發現追不上心愛的人才是最大的問題——那對於老年人基本不是問題。有的問題能解決，有的問題解決不了，也不用解決，靠“熬”就過去了，問題自己就沒了。比如夫妻吵架，那是“解決”不了的，熬到“老伴”的時候，問題就沒了。把所有的問題都懶惰地歸結為“體製”問題，動不動就要嚷著要自殺，是無知，是輕浮，是被忽悠的表現。知識界和新聞界有人動輒吵著要自殺，本身大概構成中國最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