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恩說，不是共產黨雇我做的，誰也雇不起我。”朱亞當對筆者說，庫恩的所作所為純粹是出於激情，“他是個很富有的人，不需要靠寫書掙錢。他將《江澤民傳》的一半版稅捐給了中國的慈善事業。”
中國高官告訴庫恩什麼
如此高端的采訪保證了《中國30年》的獨特性，這是其他撰述者很難做到的。比如寫銀行改革，庫恩采訪了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劉明康；基於對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葉小文的采訪，庫恩將敏感的中國宗教問題單列出一章；而在寫中國的政治未來時，庫恩的采訪對象則是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源潮……
庫恩希望通過這些核心人士的表述，來揭示中國改革的故事和內在的邏輯。那麼，這些受訪的中國高官都告訴了庫恩什麼？
劉明康告訴了他中國銀行的改革故事。1984年初，中國形成了一家中央銀行——人民銀行，和分別負責處理四塊專門領域的四家專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這的確是個進步，但是卻產生了奇怪的後果。”劉明康告訴庫恩，“拿某個基建項目來說吧。在整個施工期，貸款主要是由建設銀行負責解決。一旦完工，所有的賬目將立刻被轉到工商銀行。如果涉及用外彙購買進口的設備，那麼這筆交易將由中國銀行處理。所有的現金流都不得不分成兩條：一條用來支付中國銀行的貸款，另一條用來支付工商銀行的運營資金和貸款。如果還有多餘的錢，就作為最初的施工貸款的還款資金，支付給建設銀行。”
“建設銀行抱怨說，‘蛋都是我孵的，但等孵出小雞來，就都跑到你們園子裏去了。把我們置於何地啊？’這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我們當時銀行的曆史。”“這個故事說明了什麼呢？”劉明康說，“如果我們想迅速推進我們的改革，就不能孤立地幹，一個領域的改革必須與其他領域的改革齊頭並進，否則將會出現管理扭曲、效率降低等問題。”
劉明康又對庫恩講到後來的兩位總理如何處理銀行問題。1998年的時候，政府積極督促各行認真推進清理既有不良貸款的工作，當時的劉明康負責人民銀行所有的監管工作。他告訴庫恩，“四大商業銀行行長紛紛來找我們訴說出現不良貸款的種種理由。他們很激動地說，‘我們之所以有困難，是因為我們有曆史遺留下來的沉重負擔。那些負擔不是因為我們經營管理不善，而是由那些國家規定要求我們發放的貸款造成的。’”
“但是當時剛剛擔任總理的朱鎔基厭倦了這些借口。他對這些行長說，‘都別再說這些借口了。我關心的是你們未來的行動。我會找到恰當的標準，衡量你們從現在開始的表現。誰負責，我找誰。’”
到了溫家寶當總理的時候。“2003年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年，”劉明康說，“當時，我還擔任著中國銀行董事長兼行長。一天，溫家寶總理通知找我談心，說已決定任命我為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銀監會是新成立的、獨立於央行的、專門的銀行業監管機構。這是早春的一個星期日下午，溫總理給我電話叫我去他中南海的辦公室。早春的陽光曬在窗台上，院子裏非常安靜，偶爾有一些喜鵲在院子裏唱歌。總理和我兩個人，坐在桌子兩頭，聊了一下午。”
“溫家寶的第一句話就是，‘14年來，每個雙休日我都在辦公室裏工作’。他是不要讓我為在星期天到他辦公室談工作感到驚訝。他聽了我對工作的彙報，然後問道，‘你對今後的工作有什麼想法？’”
這個下午，劉明康向總理和盤托出自己的銀行改革計劃：“抓兩頭，帶中間”。這導出了後來的一係列銀行改革措施，比如改變一元化的所有製結構，與境內外戰略投資者合作等。
時任中國宗教局局長葉小文則與庫恩開誠布公地談了談中國官方對宗教的態度。
“美國前總統卡特和我見麵時，他有段關於跟鄧小平見麵的回憶。”葉小文說，“他說他問了鄧小平3個問題，鄧小平當天沒有回答，說我想一想，第二天我再告訴你答案。”
第一個問題，中國能不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鄧小平說：“好的，當然。”第二個問題，中國可不可以印刷和發行《聖經》？鄧小平回答：“好的，沒問題。”第三個問題，中國是不是歡迎美國的傳教士去中國傳教？鄧小平堅定地回答：“不行。”
社會主義究竟怎麼對待宗教呢？這是一個難題。“現在我很高興地告訴你，這個難題已經破解了。”葉小文明確地告訴庫恩。
2001年12月，時任總書記江澤民召開了一次高層次的、為期三天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來貫徹這個國家在新世紀的宗教政策。江澤民強調，共產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這是“三個代表”之一。既然如此，共產黨就不能無視占全部人口的10%~20%、也許更多的這個群體。絕大多數信仰宗教的人，不管他們是佛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穆斯林還是道教徒，也都是忠誠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