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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將中國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作為全球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GDP（國內生產總值）總量已超越日本，僅次於美國，成為世界第二。當很多國家為流動性不足發愁的時候，中國到處一擲千金，一副“不差錢”的富闊樣子，全世界都在驚呼“中國世紀”的到來。
於是我們也就不奇怪，《當中國統治世界》由馬丁·雅克在2009年推出後，立即在英美讀書界成為暢銷奇書。去世不久的季羨林先生在20世紀末曾經瞻望，“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到21世紀，東方文化將取代西方文化領導全世界。這一“東方壓倒西方”的驚世預言在雅克的書裏麵得到了全麵的論證：到2050年，中國將成為主導世界的最強大國家，人民幣將取代美元成為世界的儲備貨幣，上海作為金融中心的光彩將使紐約和倫敦黯然失色，漢語將如同今日的英語一樣成為全球通用的世界語，孔子的教誨將與柏拉圖思想一起成為西方學生熟悉的經典。雅克還呼應季羨林的說法，預言中國的崛起將是一場“文明的崛起”：如果說英國在19世紀是海上霸主，美國在20世紀是空中和經濟霸主，那麼中國到2050年將成為文明的霸主。
富強的勝利，是一次西方精神的勝利
中國的崛起當然已經是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問題在於，中國的崛起與文明有關嗎，抑或僅僅是一種“富強的崛起”？“富強的崛起”是隻以GDP為核心的一組統計數據，即所謂“民富國強”，是綜合國力的展現；而“文明的崛起”則是一種普世價值與製度體係，是人類曆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義係統的誕生。中國在曆史上是一個文明大國，按照雅斯貝爾斯的觀點，儒家文明與猶太教—基督教文明、古希臘羅馬文明、伊斯蘭教文明、印度教—佛教文明一起，是影響至今的人類軸心文明。儒家文明提供的價值典範在於：法家追求的富國強兵並非正途，人類生活最重要的是保持天人之際、群己之際的和諧，國計民生雖然重要，但並不具有終極的價值，人生的意義在於成德成仁，統治者施行仁政，民眾安貧樂道，維持身心平衡的禮治秩序，最後實現天下歸仁的大同理想。儒家文明通過中華帝國的朝貢體係，在東亞地區曾經維持了長達千年的統治，那的確是一種以天下主義為核心的文明霸權。中國文明在18世紀到達巔峰，以至於貢德·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一書中，將1400~1800年間的現代化早期視為“亞洲時代”，在歐洲工業革命興起之前，已經出現了全球經濟體係，但它的中心不在歐洲，而在亞洲，中國與印度是全球經濟的中心，也是世界文明的中心。然而19世紀之後，隨著歐洲的強勢崛起，中國文明逐漸衰敗。老大帝國先是敗於歐洲列強，然後不敵過去的學生、因“脫亞入歐”而變得強盛的近鄰日本。中國人痛定思痛，放下重義輕利的儒家文明，開始追求西洋式的強國崛起。
早在晚清，嚴複、梁啟超這些中國知識分子已經發現，近代西方崛起的背後，隱藏著兩個秘密，一個是富強，另一個是文明。富強是軀體，文明是靈魂。史華慈在《尋求富強》一書中指出，嚴複當年所追求的西方思想中有兩個目標，一個是“浮士德—普羅米修斯的氣質，即讚美人的活力和能力在非人類的自然界和在人類社會內部的充分表現，以及由此必然要帶來的人類整個社會—經濟機器的‘合理化’（韋伯意義上）”；另一個是“非嚴格意義上的社會—政治的理想主義。這後一部分，由自由、平等、民主和社會主義這些詞語來代表。這一部分涉及人們在宏觀的政治和社會生活結構中關係的實質，涉及促進實現這些社會—倫理目標的結構的形成。它代表了一種特殊的倫理思想，在近幾個世紀裏，西方人的大部分道德激情被導向了這樣的社會—倫理目標，並被卷進了涉及這些不同目標之間互相衝突的關係中。”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