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忍和匍匐的力量
張翎
（2014）
我外婆一生有過十一次孕育經曆，最後存活的子女有十人——這在那個兒童存活率極低的年代裏幾乎可以視為奇跡。作為老大的母親和作為老幺的小姨之間年齡相差將近二十歲。也就是說，在外婆作為女人的整個生育期裏，她的子宮和乳房幾乎沒有過閑置的時候。外婆的身體在過度的使用中迅速折舊，從我記事起，她就已經是一個常年臥床極少出門的病人了，盡管那時她才五十出頭。易於消化的米糊，從不離身的胃托（一種抵抗胃下垂的布袋式裝置）和劣質香煙（通常是小姨一支兩支的從街頭小店買的），成為了外婆在我童年記憶中留下的最深刻烙印。
外婆生養兒女的過程裏，經曆了許多戰亂災荒，還有與此相伴而來的多次舉家搬遷。外公常年在外，即使在家，也大多專注於自己的工作，家事幾乎全然落在了外婆和一位長住家中的表姑婆身上。作為她的外孫女和作為一名小說家，我隔著幾十年的時空距離回望外婆的一生，我隱隱看見一個柔弱的婦人，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地用匍匐爬行的姿勢，在天塌地陷的亂世裏默默爬出一條路。
也許這幾年甚為時髦的基因記憶一說的確有一些依據，我外婆的六個女兒似乎多多少少秉承了她們母親身上的堅忍。她們生於亂世，也長於亂世——當然，她們出生和成長的亂世是不同的亂世。她們被命運之手霸道地從故土推搡到他鄉，在難以想象的困境裏孕育她們的兒女。其中最驚險的一個生育故事，發生在1967年的夏天。那一年北方的政治風雲已經遍及了全國的每一個角落，連向來對風勢缺乏敏銳嗅覺的溫州小城，也卷入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瘋狂。兩派群眾組織之間的武鬥，幾乎持續了一整個夏天，小城每天都彌漫在戰火的硝煙之中。就在這樣的一個夏季，我的一位姨媽大腹便便地從外地來到了娘家待產。她的陣痛發作在一個槍戰格外激烈的日子裏，醫院關門，也沒有助產士肯冒著這樣的槍林彈雨上門接生。於是，這位在當時已算是高齡的產婦，隻好把自己和肚子裏的孩子的性命，交給了母親、小妹，以及一位因逃難暫避在家中的親戚。她肚腹裏的那個孩子，仿佛知道了自己的性命牽於一線之間，竟然很是乖巧毫無反抗地配合了大人的一舉一動，有驚無險地爬到了這個滿目瘡痍的世界裏。
母親家族的那些堅忍而勇敢的女性，充盈著我一生寫作靈感的源流。在我那些江南題材的小說裏，她們如一顆顆生命力無比旺盛的種子，在一些土壤不那麼厚實的地方，不可抑製地冒出星星點點的芽葉。她們無所不在，然而她們卻從未在我的小說裏占據過一整個人物。我把她們的精神氣血，東一鱗西一爪地捏合在我的虛構人物裏。《陣痛》裏當然也有她們的影子，然而那些發生在女主人公身上的故事，大多並未真正發生在她們身上。她們是催促我出發的最初感動，然而我一旦上了路，腳就自行選擇了適宜自己的節奏和方向。走到目的地回首一望，我才知道我已經走了一條並不是她們送我時走的路，因為我的視野在沿途已經承受了許多別的女人的引領。上官吟春，孫小桃，月桂嬸，趙夢痕，她們是我認識的和見聞過的女人們的綜合體，她們都是真實的，而她們也都是虛構的。這些女人生活在各樣的亂世裏，亂世的天很矮，把她們的生存空間壓得很低很窄，她們隻能用一種姿勢來維持她們賴以存活的呼吸，那就是匍匐，而她們唯一熟稔的一種反抗形式是隱忍。在亂世中死了很容易，活著卻很艱難。亂世裏的男人是鐵，女人卻是水。男人繞不過亂世的溝溝坎坎，女人卻能把身子擠成一絲細流，穿過最狹窄的縫隙。所以男人都死了，活下來的是女人。
在《陣痛》裏，前兩代的女人身上有一個驚人的相似之處——她們生來就是母親。她們隻會用一種方式來表達她們對男人的愛，那就是哺乳。上官吟春隻懂得用裸露的胸脯撫慰被愛和恨撕扯成碎片的大先生，孫小桃隻知道用牙縫裏省下的錢來喂養被理想燒成了灰燼的黃文燦。然而故事延續到第三代的時候，卻突然出現了一些意外的轉折。在我的最初構思裏，宋武生應該是與外婆母親同類的女人，她依舊會沿襲基因記憶，掏空自己的青春熱情來供養她的藝術家男友。可是筆寫到了這一程，卻死活不肯聽從我的指點，它自行其是地將武生引領到了一個全然不同的方向。武生摒棄了那條已經被她的外婆和母親踩得熟實的路，拒絕成為任何人的母親——那個任何人裏也包括她自己的孩子。這個顛覆多少有點私心的嫌疑，因為我已經被上官吟春和孫小桃的沉重命運鉗製得幾近窒息，而宋武生終於在壓得低低的天空上劃開了一條縫，於是才有了一絲風。當然，宋武生沒能走得很遠，最終把她拉扯回我的敘事框架的，依舊還是母性——隻是她和我都沒有意識到它的存在而已。
動筆寫《陣痛》的時候，我當然最先想到的是女人。但我不僅僅隻想到了女人。女人的痛不見得是世道的痛，而世道的痛卻一定是女人的痛。世道是手，女人是手裏的線。女人掌控不了世道，而世道卻掌控得了女人。我無法僅僅去描述線的走向而不涉及那隻捏著線的手，於是就有了那些天塌地陷的事件。女人在災難的廢墟上，從昨日走到今日，從故土走到他鄉，卻始終沒能走出世道這隻手的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