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中王學就其直接的思想脈絡而言，不言而喻，當源自於明代的大哲學家、政治家、教育家、軍事家、藝術家———浙江餘姚人王守仁（１４７２—１５２９，字伯安，號陽明），然就其間接的學脈關係來說，則上可推至孔、孟、濂、洛、關、閩、陸，中可溯及宋元以來源遠流長的“浙學”之傳統。因此，本書擬以“浙學”為開篇，以探尋浙中王學的源頭活水。
需要說明的是，“浙學”之所以不能像“閩學”、“皖學”、“吳學”那樣直接稱為“越學”，乃是由於宋以後以“越”或“越中”特指紹興已成慣例［１］，“越”已不能像先秦那樣代表當時的浙省之大部。故宋以後通常稱浙江為“浙中”［２］，一如“閩中”指福建、“吳中”指江蘇。一般地說，浙江學術思想發展的萌芽期是在秦漢至五代時期，高峰期是在宋元明清時期，而“浙學”的形成與繁榮，就是在被稱為“近世”的宋元明清時期。所以筆者試圖先從“浙學”的涵義入手，以比較宋元明清時期學術界對“浙學”一詞的各種詮釋，從而為“浙中王學”劃定一個大致的範圍。然後再通過對“浙學”之地緣與學緣關係及其曆史衍變的考察，而求得對“浙學”諸學脈的大致梳理與分析比較，從而勾勒出王學在浙中發生、發展、演化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學術思想基礎。這裏所謂的“地緣”，是指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沿革及異同；所謂“學緣”，是指各種學說、學派的形成、演變及傳承。如果說“學緣”是以“地緣”為物質載體的話，那麼“地緣”便是以“學緣”為精神脈絡。而把握住了“浙學”的“地緣”與“學緣”及其相互關係，也就能深入解剖產生於明代中葉的浙中王學的形成機製與思想內蘊。
（第一節 從“浙學”涵義的衍變看王學
在浙江的興盛
一、“浙學”與“心學”
“浙學”一詞最早是朱熹為批評南宋浙東的事功學派而提出的概念。剛提出時，不僅命名者帶有明顯的貶抑之傾向，而且被命名者即當時的浙江學人，由於很少有立門分戶的自覺，使得“浙學”在學脈係統上遠不如關、洛、濂、閩及江西諸學派那麼精致完備，以至當時及以後的學者們在講到南宋學術時，很少或根本不提“浙學”。譬如《宋元學案》在述及浙江鄞縣學者王應鱗時嚐評論道：
鹹淳元年（１２６５）七月，除著作郎。時湯文清公為太常少卿，與先生（指應鱗）鄰牆居，朝夕講道，言關、洛、濂、閩，江西之異同，永嘉製度、沙隨《古易》、蔡氏圖書經緯、西蜀史學，通貫精微，剖析幽渺。［３］“浙學”在當時不僅影響甚微，而且即使使用“浙學”一詞，其涵義也很不確定。南宋以後，“浙學”之稱謂大致有狹義和廣義兩種涵義。狹義者單指南宋浙東的事功之學［４］，甚至僅指永嘉之學或永康“陳學”［５］；廣義者則將其擴充至寧紹四明諸學派。［６］不過，無論狹義還是廣義，“浙學”一詞都僅限於兩宋尤其是南宋的浙東地區，卻是不爭的事實。明代以後，圍繞著“浙學”的話語環境發生了改變，因而使其涵義亦逐漸呈現出多義性。
明人劉鱗長［７］在任浙江提學副使時所編的《浙學宗傳》（不分卷，明崇禎十一年自刻本），就是為與周汝登所撰的《聖學宗傳》相銜接，並對應於其父劉廷焜所纂的《閩學宗傳》（不分卷，浙圖藏劉廷焜刻本）而編纂的。在劉鱗長看來，“浙學”乃是與具有朱學傳統的閩學擁有共同學術淵源的孔孟聖學之支脈，其學之源頭，遠者堯、舜、文、周、孔、孟，近者楊時、朱熹、陸九淵，而其鼻祖則是浙西的張九成和浙東的楊簡。從《浙學宗傳》所輯之人物看，劉鱗長所說的“浙學”概念，正是指宋明時代包括浙東、浙西在內的整個浙江地區的“心學”之流脈［８］，這點在劉鱗長所撰的《浙學宗傳序》中表現得尤為清晰：
於越東萊先生與吾裏考亭夫子問道質疑，卒揆於正，教澤所漸，金華四賢，稱朱學世嫡焉，往事非邈也。擊楫姚江，溯源良知，覺我明道學，於斯為盛，今豈遂絕響乎？緣念以浙之先正，呼浙之後人，即浙學又安可無傳？周海門《聖學宗傳》
尚矣，然頗詳古哲，略於今儒。乃不揣固陋，稍稍編彙成書，梓且行。……今夫堯、舜、文、周、孔子、孟氏，萬世知覺之先。大宗之祖，閩與越共之，不具論。論淛近宗，則龜山、晦庵、象山三先生。其子韶、慈湖諸君子，先覺之鼻祖歟。陽明宗慈湖，而（按：疑脫“弟”字）子龍溪數輩，靈明耿耿，骨血相貫，絲絲不紊，安可誣也？……然而此點靈明骨血，還注當身，一加濯磨，無難昭灼，反而求之，便登吾宗譜牒，亦於心學加之意而已。聖為學宗，心為聖宗。苟得其傳，毋論子韶、慈湖而下，堪稱慈父，行且堯、舜、周、孔，同我正覺。……了心入聖，為宗門中大覺，至孝而無難；不明心學，即墮落於罔覺，不孝而不可藥救。所貴還返個中，認正宗傳，學恒於斯，教恒於斯，則若閩若浙，同屬家親，而大宗小宗，共登上岸矣。［９］對此，四庫館臣的評論相當精到，稱《浙學宗傳》是“采自宋訖明兩浙諸儒，錄其言行，排纂成帙；大旨以姚江為主，而援新安以入之”［１０］。劉鱗長的目的，就是要打通浙學與閩學，使心學與理學不僅在源頭上“同屬家親”，而且在傳承中彼此貫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