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史上，左宗棠是與曾國藩、李鴻章齊名的晚清“中興名臣”，同時又是與西北地區社會嬗變關係最為密切的人物之一。長期以來，無論從階級分析，還是從民族關係角度考慮，左宗棠在西北尤其是甘肅的活動都是一個比較難以把握的棘手問題。這就造成在這一研究領域裏存在一些非曆史主義的傾向，對甘肅近代社會發展的關鍵性問題無法做出合理的解釋。近年來，學界對左宗棠的曆史功過是非，做出了許多新的探討，但具體到左宗棠在甘肅的活動問題，還是缺乏深入係統的研究。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發展，深入研究左宗棠整飭吏治和發展甘肅經濟文化，特別是他主持的近代化事業，對於我們今天的西部大開發事業不無裨益。研究甘肅近代化的進程，不能不研究左宗棠在甘肅的思想和活動。正因為這樣，隴東學院曆史係馬嘯副教授的《左宗棠在甘肅（1869—1880）》一書的出版，就具有曆史和現實的雙重意義。
《左宗棠在甘肅（1869—1880）》是馬嘯同誌傾注數年的心力，在已發表的研究左宗棠在西北活動及影響的三十多篇文章的基礎上凝練而成的，集中反映了作者對左宗棠1869—1880年十多年政治、軍事、經濟建設活動的深刻分析和思考。作者以平實的文筆，史論結合，將左宗棠在甘肅活動的幾個重要橫斷麵一一剖來，具有較高的學術性和可讀性。
首先，對左宗棠在甘肅的政治、軍事、經濟、環保及文化活動做了全景式的描繪和評價，拓寬了研究視野。
作者在導論中提出，“在體例上，力求形成以治理與開發甘肅為重心的研究建構，力圖揭示左宗棠治理與開發甘肅的程度和概貌”。從該書的結構來看，以導論和十一章正文構成中心內容，另有兩個附錄。導論分析了有關左宗棠在西北活動的研究狀況、程度，對已有的研究成果做了簡要的述評，客觀地分析了以往研究中的缺陷，從而為本書的研究和撰述提供了現實依據。第一、二章分析了左宗棠度隴前的活動以及出任陝甘總督的曆史背景，為後麵的章節做好了鋪墊。接著用八章的篇幅分門別類地對左宗棠在治理與開發甘肅的諸多領域的活動，從思想、政策、舉措、成效等方麵做了全方位、多層麵的梳理，深入探討了左宗棠對甘肅吏治的整飭，對軍製的改革，對基礎設施的建設，對農業、手工業的開發，對機器工業的創建，對甘肅社會環境的整治及對生態環境的治理，對甘肅文教事業的興辦等，基本上包容了左宗棠在甘肅活動的方方麵麵。第十一章重在總結曆史經驗教訓，這是十分必要的，能夠體現曆史研究為現實社會實踐服務的明確主旨。各章節的內容之間既有區別，又有邏輯上的聯係，配合默契，專指而不雜遝，細密而不煩冗。讀了這部著作，也就能夠對左宗棠在甘肅（當時的甘肅包括今甘肅、寧夏全境及青海、新疆部分地區）的活動情況有一個較為全麵的了解。
其次，作者在有關史料的搜集、鑒別和運用上傾注了數年的心力，從而使該書的撰述建立在堅實可靠的資料基礎上。
曆史研究要盡可能地占有大量的原始資料，但更重要的是對這些紛繁雜亂，甚至相互矛盾的資料，進行辨偽存真的考證，以最大限度地接近曆史的真相。《左宗棠在甘肅》所采用的資料非常廣博，書後附錄的《參考書籍及論文目錄》所羅列的基礎資料、傳記資料、地方史誌資料、研究著作、研究論文等共計一百五十餘種（篇），舉凡實錄正史、筆記小說、方誌文集、野史稗聞等無不涉獵，表現出嚴謹的學風和勇於探索的精神，這就為研究和撰述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左宗棠在甘肅》所取得的成果很大成度上取決於作者搜集和考訂資料的素養。
曆史研究忌偽貴真。判斷真偽的途徑之一，是要看所使用的材料是否豐贍可信。在研究上最忌諱的是孤證立說，在缺乏旁證材料的情況下輕信一家之言，妄下結論。要探討一個問題最好能征引多種來源不同的材料，這樣才更有說服力。《左宗棠在甘肅》在這一點上恪守史學研究的規範，探賾索隱，鉤沉致遠，注意從多種途徑尋找原始材料，以大量的材料來說明問題。如在分析左宗棠的師友源淵時，引用了羅正鈞的《左宗棠年譜》、秦翰才的《左文襄公在西北》、楊東梁的《左宗棠評傳》；在分析清朝時期甘肅回漢民族因宗教習俗而導致衝突與紛爭時，引用了一些珍貴的檔案材料，如故宮檔案館藏《軍機處錄副》，台北故宮博物館藏《宮中檔雍正朝奏折》，使其觀點更加真實可信。可見，《左宗棠在甘肅》一書對左宗棠的研究，不是孤立地就事論事，而是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礎上，根據曆史唯物主義的原理，從理論的高度對左宗棠在甘肅的活動內涵及實質進行全麵的透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