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終於展現出誠意，開始就中蘇關係間的三大障礙采取行動；對峙二十多年、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開始握手言和。
１９８８年，國際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隨著世界各種力量的消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冷戰情況下形成的兩極局麵受到衝擊，西歐、日本、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在增強，美蘇兩國左右世界局勢的能力在削弱。雖然美蘇兩國在軍事上保持著對其他國家的壓倒性優勢，但在經濟上已受到嚴重挑戰，政治上的影響力也顯著下降。美蘇的對抗態勢日益不利於蘇聯。蘇聯出於內政外交的需要，不能不順乎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流來製定對外政策，於是，有利於中蘇關係改善的重大步驟，相繼出台：
４月１４日，蘇方在關於政治解決阿富汗問題的日內瓦協議上簽字，承諾從５月１５日起從阿富汗撤軍，９月個月內全部撤完。
９月１６日，戈爾巴喬夫在克拉斯諾爾斯克的演講中宣稱，蘇聯準備促進柬埔寨問題盡快解決，並表示願意立即開始籌備中蘇高級會晤。
１２月７日，戈爾巴喬夫在聯大第４３屆會議上宣布，蘇聯單方麵裁軍５０萬，並在兩年內撤回駐紮在蒙古的大部分軍隊。
到此時，蘇聯在消除影響中蘇關係正常化的三大障礙上有了實質性的進展，中蘇關係出現了新的轉機。這一年１２月，錢其琛作為１９５７年以後第一位正式訪蘇的中國外長抵達莫斯科就三大障礙中的重要障礙柬埔寨問題的早日公正合理地解決進行磋商。戈爾巴喬夫在克裏姆林宮會見了錢其琛，他高興地對記者說：“我想一切都進行的很好，很正常，我相信這符合我們兩國人民的利益”。中國外長的出訪，正式開始了中蘇關係正常化的進程。
１９８９年１月６日，越南撤軍問題終於有了眉目，越南外交部新聞司代理司長胡彩蘭在河內宣布，越南政府和金邊政權已決定，如果柬埔寨問題達成政治解決的話，越南將在９月前從柬埔寨撤出其全部軍隊。這條消息對中蘇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柬埔寨問題是改善中蘇關係的關鍵，是主要障礙，越南在柬駐軍也是中蘇關係實際上處於對峙的問題，這個問題有了解決的方案，改善中蘇關係便有了保證。
１９８９年２月，在中國人民喜迎新春佳節之際，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回訪中國。雙方經磋商確定，５月在北京舉行中蘇最高級會晤，也就是說，鄧小平三年前提出的與戈爾巴喬夫會麵的設想，５月份將在北京實現。
消息不脛而走，世界為之矚目。稍有常識的人都能意識到這次會談的難度。中蘇之間的關係非一般國家可比，兩國既有過傳統友誼和同盟關係，又遺留著沙俄時代的領土爭端和赫魯曉夫時代的意見分歧。這些曆史舊賬、新賬，多年來猶如厚重的濃霧成為兩國關係間的層層疊障，撥不開，驅不散。因此，自從中蘇關係正常化的進程開始後，鄧小平一直在反複思考著會談的原則和方針，他在腦海中一點一點梳理著那些錯綜複雜的矛盾，幾百年前的問題，幾十年前的矛盾，都要有個交代嗬！中蘇關係正常化後，兩國關係不會再是５０年代的“同盟式”，也不是“對抗式”隻能是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的新型關係。從這點出發，他為這次會談確定了明確的方針：“不回避分歧，不糾纏舊賬，尋求共同點，著眼於未來，探討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新型睦鄰友好關係”。
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６日，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終於見麵了。會談是友好、坦誠的，鄧小平開門見山地點出了６０年代的中蘇論戰問題，他以務實、直率的談話風格說：“從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會談，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蘇兩黨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我算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馬克思去世以後一百多年，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他談到世界日新月異的變化，認為各國必須根據自己的條件建設社會主義，固定的模式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規的觀點隻能導致落後，甚至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