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準備為本書寫一個後記的時候，正好接到FT中文網總編輯張力奮兄的一個約稿。
2010年即將過去，力奮兄希望我能就過去的一年寫一點總結性的文字，尤其需要談談《重新發現社會》一書出版後的一些感想。
回想整個2010年，我關注和談論最多的自然是“重新發現社會”幾個字。
實話實說，盡管我知道這本書很重要，因為它切中了時代的要害，但在出版後引起這麼大的反響，卻是我沒有想到的。
不過，仔細想想也不意外。如何開始這本書的寫作，已經是五年前的事了。
當時我剛從法國回來，還在《南風窗》雜誌社工作，寫了一篇關於倡言推進中國社會建設的長文，標題就是《中國，重新發現社會》。
後來越琢磨越覺得這個議題非常重要，便想著將它拓展為一本書，以便將國家與社會等關係做一次較為係統的梳理。
在我看來，社會瓜果凋零，國家概念混亂，既是今日中國之亂象，也是當下許多悲劇與擾亂的根源。
其後幾年間，無論是完成《南風窗》的約稿，還是其他媒體的專欄寫作，我都努力朝著一本書的體例寫。
這是一次很好的協調。
有寫書的計劃，寫作時你必須掌握全局，而寫專欄的好處是它會逼迫你隨時關注這個社會，使文字始終保持時代的熱度。
這也算是我的一種嚐試吧。
我常說自己是“坐得住書齋，下得了田野”，寫專欄也算是我下田野的一種方式，可以讓我不至於因為沉入書齋而遠離現實。
2009年初，當書稿完成，我先後把它給了兩家出版社，但都沒有出成。
第一家出版社在國內有很好的口碑，有位編輯曾經找我約過書稿。
但是，當我將書稿mail過去時，很快收到的答複是“我需要你最好的那部書稿”。
我想這位編輯是想要我手上正在寫的關於中國鄉村百年沉浮的書稿吧，我曾經和她談起過，她很感興趣。
而眼下這本書算是被婉言謝絕了。
不過再後來，我聽梁文道兄說該出版社的總編輯在找我。
總之，事情就這樣陰差陽錯了。
接下來是另一家出版社的朋友需要我的書稿，我立即發給了他。
看完後他和手下的編輯都非常高興，覺得書的質量很好。
誰知辛辛苦苦幾個月，待快要下廠時，編輯的一個念頭讓出版再一次泡了湯。
編輯認為這部書稿實在是太好了，為了盡可能減少錯字，他特別找了社裏的一個老校對多校一遍，以求盡責。
誰知道這位老校對隻看了前兩章就崩潰了——“怎麼能這樣寫反右呢？這在八十年代就已經有定論了！”後麵的事情就是很典型的“中國故事”了。
他跑到出版社的社長那裏告了狀，並直接導致本次出版突然死亡。
一個不思進取的老校對“力挽狂瀾”，幾個滿懷赤誠的年輕人前功盡棄，麵對如此荒誕的場麵，我真是連一點歎息的熱情都沒有。
我隻能安慰編輯，我不介意，我為此感到很抱歉，同時希望他也不要氣餒。
對於我個人而言，書稿因此延後出版，但也談不上多大損失。
我習慣積極地理解那些散落於生活中的種種挫折，隻當是又多了一些時間，可以繼續打磨書稿。
這種積極的態度，同樣體現在我一定是給書稿做加法而不是做減法。
我的做事邏輯是，越是逆境在給你做減法時，越要想著給自己做加法；越是在悲觀的環境裏，越要保持樂觀；越是有消極行為影響你，越要積極生活。
如果別人給你做減法，你自己也給自己做減法，這何異於給自己已然不幸的命運落井下石？而且，我也有這方麵的教訓。
幾年前《思想國》書稿從上海轉到廣西，再轉到甘肅，為了讓書能夠順利出版，我一路給書做減法，在甘肅條形碼都下來了，照舊泡了湯。
最後回到北京出了，算是跑完東南西北。
因為《錯過胡適一百年》一文未收進去，為此我一直耿耿於懷，覺得自己沒有盡力，既對不起讀者，也對不起自己。
所以，在其後的兩個月裏，我在書裏又增加了一些我認為非常有價值的內容。
我不能因為一個老校對的反對、一家出版社老總的擔心而否定書稿的價值，放棄自己的追求。
緊接著是新星出版社的副總編輯劉雁女士找到我，詢問鄉村書稿的進度，在知道我手頭還有《重新發現社會》書稿時，她開始責怪我為什麼沒有第一時間給她。關於這一點，除了陰差陽錯，我實在沒法解釋。
劉雁是我多年的朋友，她不僅是我思考與寫作的見證人，也是重要支持者；而她能從舊體製裏解放出來，多少也有我的一點功勞。很快，書出來了，幾乎未動一字。
再後來的事，許多讀者都知道了，該書在2010年1月份上市後，立即銷售一空，年內加印七次，並且陸續獲評2010年深圳讀書月“十大好書獎”、《新周刊》年度圖書獎、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以及新浪“中國好書榜”十大好書獎等等。
盡管生活中難免有些不如意的事情，但這一年的確是我豐收的一年。
從各路媒體到大學，從黨校到政府官員，許多讀者都表示了對書中觀點的認同。我聽說不少讀者將這本書當成禮物送人。
沿海某省的一位副省長，跑了四家書店買到這本書，而且特別寫了一本書準備出版。
我有機會提前看到了書稿，印象最深的是作者的自序，大意是說中國要有社會理想，更要有社會批評；而沒有社會批評，中國就不可能實現其社會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