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新批評派值得重訪？可以說這個問題不必回答：任何在理論史上起了重大作用的派別都必須重訪。問題是為什麼新批評更值得重訪。最近美國有幾本文集，新一代的批評家感歎：“討論具體作品時，我們仍然像個新批評派。”“新批評派仍然像哈姆雷特父親的鬼魂，依然在指揮我們。”
對我，對每個文學學生，研究新批評是一個必要的階段性工作。我們麵對的知識集合，就是曆史投射在今日的影子：我們無法跳過曆史的演變而直接掌握今日，就像不可能不讀弗洛伊德直接讀拉康。要了解現代文論，無法不讀形式論，而要想了解現代形式論，就繞不開新批評。正因如此，本書也就有不得不出的理由。
在這一層理由上，新批評派與其他派別相同。然而，還有別的幾個理由，讓我們更加必須重新拜訪新批評派。第一個理由是，這個理論派別與中國現代文論特別有緣。我的學術領域之一是中西文學關係史，當年我選中新批評做研究課題，是由於新批評與中國現代文論史的諸多關聯。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在社會科學院讀碩士。那時精力比現在好，心氣比現在高，做學問講究一個“徹底”，也有下苦功夫的勁頭。當時我的原則是：凡是做一個題目，落筆之前必須通讀全部必須讀的文獻；一旦書成，要準備後來人提出新的更高明的見解，但是至少在資料詳備上不會輕易過時。
1978年，我到社科院跟著卞之琳先生讀莎士比亞，每過一個月左右到先生幹麵胡同的書房裏。按先生的布置，寫一些讀莎筆記呈交先生，他說可以才寫成文交給刊物。記得是第二年，卞先生突然說：“我看你的興趣在理論。”我聽了有點吃驚：七十年代末的青年學子，避“理論”唯恐不及：覺得盡是一些“理論家”在吵鬧不休，爭論上綱上線互指禍國殃民，說的都是一些近乎弱智的廢話，有出息的學生應當讀出作品靈氣，寫出優雅文字。卞先生怎麼會發現我“興趣在理論”？
回想起來，應當說先生眼光極準：我的確是太喜歡在品賞文字上說出一個名堂。當時先生不等我結束猶疑，直截了當地說：“你就從新批評做起，一步步做到當代。”
新批評與中國現代學術的關係，實際上是一個非常重要，至今沒有得到充分研究的課題：瑞恰慈數次留在中國執教，對中國情有獨鍾；燕卜蓀在西南聯大與中國師生共同堅持抗戰，戎馬倥傯中，靠記憶背出莎劇，作為英語係教材，成為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則傳奇。穆旦、巫寧坤、鄭敏等人，四十年代末在芝加哥大學直接師從芝加哥學派的克蘭(R.S.Crane)，奧格登(Richard Ogden)等人，他們算是新批評核心耶魯學派的論戰對象(現在看來他們同多於異)，中國學生也不得不熟悉導師的對手。1948年燕卜蓀從北京去美國肯庸學院赴蘭色姆召開的會議，今天的家常便飯，當時恐怕創造了幾個紀錄：這是新批評唯一的一次集會，“文學理論”竟然重要到召開“國際會議”；二是遠道從中國乘飛機赴會，煞風景的是燕卜蓀夫婦不得不用整整一麻袋“金圓券”去買機票。
新批評是中國知識分子從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心向往之的課題：中國的介紹，幾乎與新批評的發展同步：卞之琳、錢鍾書、吳世昌、曹葆華、袁可嘉等先生先後卷入對新批評的介紹，而且這些前輩七十年代來都在社科院。當時已經見不到的還有朱自清、葉公超、浦江清、朱希祖、李安宅等等，都對新批評情有獨鍾。卞先生解嘲說：“三十年代初瑞恰慈在清華開‘現代文學理論’，我也去聽了，一點也沒有聽懂。”他是要我去完成他們那一代人想做而時代不允許他們做的事。
後來我讀到1964年出版的那本《現代資產階級文藝理論論文選》，其中第一篇就是卞先生翻譯的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那是無人能重做的定譯，這本書中還有楊周翰先生譯瑞恰慈，張若穀先生譯蘭色姆，麥任曾先生譯燕卜蓀，袁可嘉先生譯布魯克斯，幾乎是在“批判資產階級”的名義下一場與老友老同事的聚餐會。八十年代中期，我借編《新批評文集》的機會讓他們又集合在一起，雖然到那時除了韋勒克和燕卜蓀，大部分新批評派已經退出人生舞台：1978年6月瑞恰慈在青島講堂上倒下，陷入昏迷再沒有醒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