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在中國的近代史上，究竟具有怎樣的一種特殊意義呢？這是個不解之謎。
中國的知識界，與5月似乎有著某種難以解釋的宿命關係。許許多多與知識界相關的事情，都在這個月份醞釀、發酵、爆發，然後長遠地影響著中國的曆史進程。
1895年春天，北京聚集著大批從各省上京參加會試的舉人，已經考試完畢，正在等待放榜。4月，甲午戰爭中國戰敗，中日兩國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及遼東，賠款二萬萬兩的消息，像一顆炸彈在京城炸開了，把大大小小的京官、舉人們炸得血脈賁張。從4月14日開始，各地舉人的公呈，像雪片似地飛到都察院，呼籲朝廷拒絕簽約。一位台灣省籍舉人，在衙門外捶胸頓足，號啕痛哭，長跪不起，為台灣民眾向朝廷請命，圍觀之人，莫不潸然淚下，感同身受。
在這批奔走呼號的“知識分子”當中，有兩個廣東人最為活躍，一個是康有為，一個是梁啟超。
康有為，廣東南海人，生於1858年，原名祖詒，號長素。早年在家鄉時，閱讀各種新書，如《西國近事彙編》、《環遊地球新錄》等等，開闊了眼界。後來他親身遊曆香港，感受到西方文明，治國甚有法度，絕不是中國人所說的“夷狄”。於是大購西方書籍（譯本），大講西學。1891年，康有為在廣州開辦“萬木草堂”，主持完成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考》等重要著作，“大發求仁之義，而講中外之故，救中國之法”，鼓吹從最高層的王權入手，由上而下改造中國。
梁啟超，廣東新會人，生於1873年，字卓如，號任公。他12歲進學，17歲中舉，人稱神童，滿腹訓詁詞章之學。自從聽了康有為如“大海潮音，作獅子吼”的講學後，幡然猛醒，有如桶底脫落，豁然貫通，始覺自己肚裏的全是“數百年無用舊學”，於是改轅易轍，追隨康有為左右，絳帳侍坐，執經問字，北麵備弟子禮。當時康有為還隻是個秀才，梁啟超以舉人的資格，倒過來拜秀才為師，傾力提倡新學。康長素有了這個得力助手，如虎添翼。
4月的北京，紫藤花開，柳絮飛揚，空氣中充滿了不安。為了阻止朝廷簽約，梁啟超先是聯合了廣東舉人麥孟華、張壽波等人上書，被都察院拒絕了。其後湖南舉人們得知，也積極參與，挺身而出的公車愈來愈多，力言台灣萬不可割讓。
康有為、梁啟超起草了一份一萬八千字的請願書，據說，5月2日，康有為聯合在京會試的公車一千三百多人，於鬆筠庵會議，共同署名上書光緒皇帝，並齊赴都察院遞交請願書，被都察院拒收。這就是在所有中國近代史書上都少不了的“公車上書”一頁。
對這一事件，梁啟超的描述是：“甲午敗後，（康有為）又聯合公車千餘人，上書申前議（指變法之議），亦不達。世所傳公車上書記是也。”梁啟超《康有為傳》。《戊戌變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
康有為的描寫比較詳細：“時以士氣可用，乃合十八省舉人於鬆筠庵會議，與名者千二百餘人，以一晝二夜草萬言書，請拒和約、遷都、變法三者，卓如孺博書之，並日繕寫……遍傳都下，士氣憤湧，聯軌察院前裏許，至四月八日投遞，則察院以既已用寶，無法挽回，卻不收。”《康有為自定年譜》。《戊戌變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
這個被曆史學家稱之為“是自12世紀宋朝太學生發動的知識青年救亡運動以來，絕無僅有的第二次”的大事件，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要的節點，它象征著傳統知識分子在近代社會的角色轉換。然而，這一幾近定案的事件，後來頻遭質疑，有人認為所謂“公車上書”，是康有為出於急功近利、虛榮自負的心理編造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