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陳伯達同謝富治、吳法憲，在追“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傳單案的所謂後台時，又毫無根據地提出根子就是劉、鄧黑司令部的人，並指名道姓地誣陷一些黨和國家領導人是這個傳單案的後台。事實上，“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傳單案，發生在前一年的10月8日，這天，天津市的一個工人來到北京市外交部街，將自己書寫、刻印的80多封油印傳單，分別投進了附近的郵筒，傳單署名為“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此案同年11月在天津已破獲，作案人供認：“從頭到尾，從始至終都是一個人幹的，沒有任何人參加。”經公安部對原稿筆跡和作案工具的鑒定，也完全證實了這一點。可是，陳伯達卻一口咬定這是個大現行反革命案件，要追後台。1968年4月，在人民大會堂接待廳，陳伯達剛走到台前，就指著牆上掛的“宜將剩勇追窮寇”標語牌，對坐在台下的專案組人員說：“宜將剩勇追窮寇，你們要學習。抓到刻版的人是起點，不是終點。老板在後台，後台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幹不出來，不是僅僅一個人搞的，可能有一個組織。”在又一次接見專案人員的時候，更加氣勢洶洶地說：“就是要往上追，總而言之，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搞到誰就是誰。”陳伯達一夥“立足於有，再審訊”，采取一係列指供、誘供等非法手段進行逼供，用謾罵、斥責，甚至用“噴氣式”追逼所謂“後台”。同年底就追出了一起離奇的、駭人聽聞的“中國（馬列）共產黨”假案，誣陷朱德是“中國（馬列）共產黨”中央的書記，陳毅是副書記兼國防部長，李富春是總理，參加的有董必武、葉劍英、李先念、賀龍、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譚震林、餘秋裏等，誣陷這些革命的老同誌“裏通外國、準備武裝叛亂”。這都是這個“小小老百姓”做出來的。
如果說在誣陷“中共冀東黨組織”案、“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案以及“中國（馬列）共產黨”案中，陳伯達隻是下“指示”的話，那麼，迫害陸定一他是親自動手了。他利用主管“陸定一專案”之機，從1966年10月12日，平均每10天就發一次“指示”，有時打電話，有時親自跑到專案組，指令要給陸定一帶上銬子，交紅衛兵審判。從政治到生活，從肉體到精神，對陸定一多方麵進行迫害和摧殘，後來親自下令將陸定一逮捕送監。
對陳伯達的這套整人本領，夢想“改朝換代”的林彪、江青一夥十分賞識。江青吹捧他“點子多”，林彪、葉群又封他為“軍師”，同時他自己也達到了政治頂峰。在1969年召開的黨的九屆一中全會上，他在由五人組成的政治局常委中，排在第三位，在毛澤東、林彪之後，竟位居周恩來之前。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