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陳伯達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由中共七大時第47位的排名次序“前進”到第21位。但此時他的主要工作仍是擔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
1958年5月25日，一直擔任“副”職的陳伯達終於獲得了一項正職任命：擔任中共中央理論機關刊物《紅旗》的總編。《紅旗》創辦伊始，影響並不很大。但在隨後的中蘇兩黨大論戰中，很多文章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使《紅旗》雜誌為國內外所矚目。進入“文化大革命”，《紅旗》雜誌更成為“中央喉舌”，負有傳達毛澤東“最高最新指示”的重要使命，影響更甚於當時的兩報--《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
1958年是“人民公社”、“大躍進”、“總路線”這“三麵紅旗”在中國大地飛舞，卷起一片“左”的狂潮的年代。一貫善於揣摩毛澤東心態的陳伯達顯出了更“左”的一麵。然而，這一次卻受到了毛澤東的痛斥。1958年11月的鄭州會上，毛澤東板著副嚴肅的麵孔，一針見血地批評道：“陳伯達同誌提出了一個書麵建議，他的建議是什麼內容呢？”毛澤東以習慣自問自答的口氣說：“他建議我國消滅商品生產，取消商業，否定貨幣的作用。取消貨幣，這是否定價值法則嘛……”毛澤東的話使台下一片嘩然。陳伯達本想用自己這個“高見”來贏取聲望，結果碰了一鼻子灰。好在當時中國建設正處於摸索階段，建設性的意見不被人指責。這本應該令陳伯達吸取教訓的，但他似乎沒有放棄利用手中掌握的理論去獲得權力的打算，他不想做一個純粹的“理論家”。本來，當時共產黨內的理論家為數不多。如果陳伯達潛心研究理論，也許會有一番建樹的。但這個典型的野心家，不會忘記書中的“黃金屋”和“顏如玉”。他的最終目的還是企望借助書本尋找仕途，他熱衷於宦海爭鬥早已超過了他對書本的興趣。
“文化大革命”初期，陳伯達投入江青一夥人的懷抱，與康生一起把“文化大革命”之火煽得更旺
陳伯達生於福建，南方的山水空靈，培養了他的機敏；久居“江湖”的曆史，養成了他善於把握自己的本領。在“文化大革命”前夕，陳伯達像個穩健的商人，做著一樁樁保本的生意。1962年，陳伯達毛遂自薦，主動幫劉少奇修改《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然後在他任主編的《紅旗》雜誌上發表全文，並編輯出版。但隨後不久，又是他對這篇文章進行了無限上綱的批判。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