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0月9日，康生在向新西蘭著名共產黨人談及“五四”運動對他的影響時說：“1919年，我參加了‘五四’運動，同我的地主家庭決裂了。當時我受到了反帝運動和共產主義刊物的影響，家庭要把我送入監獄，我就公開聲明脫離家庭。我原來姓張，這時改叫康生。以後，我到上海做工人工作十幾年，所以雖然我是山東人，但一直把上海看作我的第二個故鄉。”康生編製的這段話中有很多不實之處。雖然“五四”運動確實給康生以較深的影響，喚起了一點反帝愛國之心，但康生誇大了這種影響。第一，所謂“參加了‘五四運動’”之說，曆史上至今找不到任何憑據，隻能說是“經曆”或“目睹”，即使“投入”，也不過是搖旗的小卒，而康生留給我們的是“積極參加者和組織者”的假象。第二，所謂“受到共產主義刊物的影響”之說，不屬實。可靠資料證明，山東最早的共產主義刊物《濟南勞動》周刊和《山東勞動》周刊，1921年前後主要發行於濟南、青島，是否有少量流入諸城，無據考證。第三，所謂“家庭要把我送入監獄”之說純屬謊言。實際上可能是他少年時因打架鬥毆被關在家裏不準外出或家庭對他的威嚇之言。第四，所謂“公開聲明脫離家庭”之說，與事實不符。他離家去上海大學，是在“五四運動”之後的第五年。在上海期間，他回過家，經濟來源也全部由家庭供給，並沒有同他的家庭決裂。第五，他在上海呆了不滿10年，起初也沒有做工人工作。第六，至於改名叫康生，則是1933年7月他去蘇聯之後的事。康生這樣移花接木、篡改曆史，無非是想借此往自己臉上“貼金子”，將自己打扮成一個堅定的早期革命者形象。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為了證明自己“立場堅定”，同其家庭早就“劃清了界限”，多次表白說，他除了隻同一個共產黨員的兒子張子石聯係外，同地主家庭毫無來往。這種說法完全是為了混淆視聽而編造的。
事實上，康生地主之家，幾經變遷，到解放前夕已父母雙亡，完全由康生的前妻和一兒一女維係著，他們相依為命，渾然一體。既然同兒子張子石有密切聯係，怎麼能說同其家庭毫無來往呢？
康生與他的前妻聯係少，並非因為她是地主婆的原因，而是因為他又娶了曹軼歐的關係。再說，康生同其子張子石有來往，也絕非因為他是共產黨員。直到解放前夕，張子石一直是國民黨救濟總署青島分署的職員。1948年9月，康生任魯中南第一書記時，才經地下黨將其子引進解放區，參加了工作，並加入了共產黨。其實，將自己地主出身的兒子培養入黨，參加革命，也並非是同家庭劃不清界限。可是康生為表白自己的清白，竟然違背曆史，顛倒事實，將“入黨”和“聯係”的先後順序換個個兒，真是用盡了心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