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如此給江青賣命呢？稍有點政治常識的人都會看出，這是一種不可告人的雙向交易，是一種一本萬利的投資。康生效勞於江青，那是因為江青有可利用之處，作為主席的夫人，畢竟可以“近水樓台先得月”。有時通過江青可以從毛澤東那裏拿到鎮邪的尚方寶劍，最起碼也能探聽到一些###的風向。多年政治生活經驗的積累，使康生學會了攀龍附鳳，順風使舵。他善於投機鑽營，打著別人的招牌，賣自己的狗皮膏藥，幹著不可告知於世人的勾當。他製造“海瑞罷官”一案的發明權，在江青和陳伯達的煽動下，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後來，康生又將其變為毛主席的東西，大加宣揚，在製造天下大亂上立了大功。
1966年2月8日，毛澤東在武漢聽取彭真和康生彙報時，曾問道：“《海瑞罷官》同彭德懷翻案是否有聯係？”彭真立即據實作了否定的回答。於是毛澤東將事情和盤托出：“我說過吳晗文章的要害是罷官，這是康生向我講的，是康生的發明權。”康生連忙插話說：“不，不是我的發明權，是毛主席的發明權。”康生，作為善於玩弄陰謀的政治騙子，此後又多次在公開場合聲明毛澤東同誌肯定了他的發明。
在向毛澤東彙報之前，五人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曾在彭真的主持下，召開了一次會議，集中討論了由批判《海瑞罷官》而引起的學術爭論問題，會後形成的彙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這個提綱經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後，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批轉全國。
就在這節骨眼上，康生鼓動江青背後告狀，將《二月提綱》嚴肅化，在毛主席表態“這個提綱是錯誤”後，康生又將《二月提綱》喻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宣稱這個提綱是彭真背著自己暗地裏偷偷搞的，是一種陰謀活動的產物。康生的“揭發”和批判，使中央決定解散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康生這著十分卑鄙的棋，使他隨後一步登天，取得當時顯赫的“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顧問”的職位，淩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上。從此，中央政治局大權旁落，形同虛設，中國的政治生活開始更加不正常化。而康生一時紅得發紫，成為紅極一時的“名人”。當然這位“名人”從“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就早已不是一位無名小卒了，隻是說他的“名氣”越來越大，神州大地可謂是家喻戶曉了。
《二月提綱》被批判之後，經毛澤東提名，康生和陳伯達被指定來起草《五一六通知》。在《通知》起草的過程中，康生四處活動，到處煽風點火。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