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理論”當作敲門磚，終於敲開了最高權力之門。“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使出看家本領，惟恐天下不亂
康生，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就裹上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權威外衣，在中國共產黨內投機鑽營長達50年，風雨任變幻，神情總自若，他常以最最革命的極左麵目出現，呼風喚雨，興風作浪。在曆次###中，他都憑自己狡黠的奸道見風使舵、順水行舟，保證了他在幾十年宦海生涯中經久不衰。康生長期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投機作案，對革命事業的敗壞之深、影響之廣，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極為罕見的。這樣一個大奸臣和十惡不赦的千古罪人，直到蓋棺還畫著正人君子的臉譜。他生前當上了“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升到政治局常委乃至中共中央副主席，成為能呼風喚雨、顯赫一時的“大名人”。
有道是“曆史無情”，虛假的東西總會真相大白。當時間推演到公元1980年，康生偽裝的畫皮終被揭開，自以為能流芳百世的他，卻遺臭萬年。人們不禁要問，這個爬上權傾中外地位的大陰謀家，他是如何發跡的呢？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康生被調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長。不久，向忠發被選為中央總書記，由於他是工人出身，文化水平和組織能力十分有限，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長李立三掌握實權，康生極力附和，得到中央組織部秘書長之職，這使他認識到黨內誰有權就跟誰，誰的職務高就跟誰，誰的話頂用就跟誰，並將此作為自己今後的政治支點。
黨的“七大”之後，康生的實權下降。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明確饒漱石為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而康生則屈居副職，他自認為在政治賭場上吃大虧而撂挑子，開始終日托病養尊處優。這次失敗，康生發現形勢對他不利，於是才“以退為進”，退出政治角鬥場，借以靜觀形勢，尋求東山再起。
1956年初，黨的“八大”召開之前，饒漱石因參與高崗反黨聯盟已身敗名裂，康生決定抓住這個機會，重返政治舞台。他開始在公開場合亮相，不放過一切接近最高領導者的機會。他探聽到毛澤東準備花更多的精力從事理論工作，於是千方百計把自己打扮成“理論權威”，想盡辦法奪取理論工作的領導權。
(本章完)